史沫特莱(17)

一七

　　1929年3月，史沫特莱在南京。这时候在印度德里以东100英里的小城米拉特，进行了一次公开审判：31名印度共产党嫌疑分子和51位缺席的同案被告——包括史沫特莱——被指控“阴谋夺取英国国王和王后的主权”，受审者有锡克族的活动分子，被指控用乌尔都文发表史沫特莱的文章，包括那些预测英国和苏联之间将要由于苏联威胁英国在中国和印度的地位而发生战争的文章。史沫特莱悼念莱帕特·拉伊的文章又正在这个时候在印度发表，于是英国当局认为有理由把史沫特莱视为威胁英国安全的危险分子。在南京的英国情报官员立即行动起来，监视史沫特莱的行动。并以史沫特莱是英国臣民查托帕迪亚雅的妻子为理由，要求美国驻南京的大使馆否认史沫特莱的美国公民身份，要求中国政府以“不良分子”的罪名把史沫特莱驱逐出境。史沫特莱在蒋介石统治的中心南京行动受到约束，就登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1929年5月，史沫特莱到了上海。

　　当时有着340万人口的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在史沫特莱眼中是个无比奇特的地方。这个城市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但西方经济文化的渗透也特别厉害，形成了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氛围。史沫特莱觉得上海有点像纽约，不像她想像中的中国城市。上海的租界面积差不多占了城市的一半，这是分属于各个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中国政府不能行使国家权力的地方，这种国中之国的奇特现象使史沫特莱感到惊讶。后来她才明白，正是这种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特殊环境使上海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逃避国民党政府司法权的避风港。史沫特莱从此在上海前后生活了七年，使自己完全地融入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后来她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常常忘记了我不是一个中国人。”

　　史沫特莱在上海的行动相对地比较自由，她常常去光顾位于苏州河旁公共租界的“时代精神”书店，和书店的经理艾琳·维德迈尔成了好朋友。通过艾琳，她找到了在柏林时的两位老相识，格哈特·艾斯勒和阿瑟·尤尔特，他们现在是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代表，两人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史沫特莱知道他们的身份，她自己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也不属于共产国际，但她支持他们，他们也相信她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可是，史沫特莱初到上海时，也有过一段对陌生的生活环境难以适应的时期，她情绪不稳定，心情有点迷惘，时而兴奋莫名，时而苦闷沉郁，她还没有找到通向普通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的道路。史沫特莱在上海初期接触的是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诗人、学者和作家。她的这些朋友中，有杜威的门徒胡适教授，有中央研究院的著名人类学家、政治上开明的杨铨教授。

　　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更是深深地吸引了史沫特莱。徐志摩在牛津大学受教育，说英语跟说汉语一样口若悬河。在史沫特莱浪漫的想像中，他是东方美和西方美的结合。据说史沫特莱有一段时间曾迷恋上了他。1929年夏天，两人逆长江而上作了半个月的旅行，一起到徐志摩的家乡去度假。

　　但史沫特莱并没有沉迷多久，她很快就给自己的这一段情感历程划上了句号。史沫特莱曾经跟这些被她称为精神贵族的诗人、学者们坐黄包车兜风。车夫在前面跑着，精疲力竭，白粗布的号背心浸透了汗水，而他们坐在车上尽情领略上海之夜的清风明月。这情景使史沫特莱深感内疚。后来她在1930年5月18日刊登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中国的诗人与教授》中用严厉的语调责骂自己：

　　我想要成为一个精神贵族的愿望同另一种思想搅和在一起。我想到在我面前像一匹疲惫的马一样奔跑着的黄包车夫，他沉重的喘息不时为虚弱的咳嗽声打断。蓦然，他那宽阔的肩膀使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是一只狗啊！我们整个一群全都是狗！

　　史沫特莱和某些外国记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她不愿意以居高临下的姿势观察中国，以旁观者的态度去写中国人民的生活。她要求自己对中国的现实有牢固的把握，以整个身心去和中国普通老百姓融合在一起。她要认真地去看看普通的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在这方面，对她帮助最大的是鲁迅、茅盾和陈翰笙。陈翰笙当时是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获得过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的学位，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员。1929年秋天，陈翰笙邀请史沫特莱和他一起到无锡地区去作农村调查。这地方是富饶的湖区。

　　史沫特莱认真地研究了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她发现这里的贫富悬殊达到了使人震惊的程度，而农民的极端贫困和她看到过的满洲地区没有两样。在码头上，她看到肩上套着绳索的搬运工人在炎炎烈日下吃力地拉着装满货物的板车。一辆闪闪发光的黑色轿车驶近，车里坐着傲慢的洋人。一个满脸胡子的高个子印度巡捕出现了，为了给洋人的汽车开路，他抡起警棍，向着搬运工人赤裸的、汗水淋漓的背上猛击。史沫特莱目睹一个被压迫民族竟然这样对待另一个被压迫民族，她感到那警棍像是击在她自己身上。在无锡，史沫特莱还看到过一个惨绝人寰的场面：一批缫丝工人工会的干部被当作共产党嫌疑分子，被反动当局在街上斩首示众！

　　史沫特莱想要了解上海工人的劳动情况，鲁迅通过左翼作家朋友介绍她到一间私营纱厂做工。史沫特莱出身劳动家庭，从小习惯劳动，习惯与劳动者在一起，她很快就和女工们互相理解，成了好朋友。与史沫特莱同住一屋的是一位中年女工，名叫许莲弟，童工出身。她告诉史沫特莱，童工有三大克星：超过身体承受力的劳动强度、恶劣的劳动条件和奴隶式的管理制度，童工只有百分之三十能够挣扎着活到成年。在工厂劳动期间，史沫特莱完成了一些最真实动人的特写，如《缫丝工》《徐梅龄》。

　　史沫特莱离开工厂时，打算给许莲弟赠送一件纪念品，她把莲弟带到百货公司。莲弟在一个出售泥人玩具的柜台前站住了，她看中了一个肥头大耳、憨态可掬的无锡大阿福。史沫特莱告诉她，准备送给她一件更贵重的纪念品。莲弟摇摇头说：

　　“不，我家里很穷，从来没有玩具，我一直盼望能有这样一个泥人。现在，我已是40岁的人了，托您的福，我盼了多年，终于盼到了。”

　　中国劳动者的生活理想是多么纯朴，追求理想的意志又是多么执着，可是他们却在贫困的深渊中挣扎。史沫特莱心中涌起了一股正义的怜悯之情。她把自己的感受告诉鲁迅时，鲁迅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她，说道：

　　“的确如此，民众具有坚定的生活信念，他们不达到目的是不会停止追求的。”

　　茅盾帮助史沫特莱了解中国文艺界的现状。史沫特莱知道了中国还有一批与她先前所了解的“精神贵族”不相同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不接受徐志摩式的浪漫主义，他们走向社会，走向劳动人民，按照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去反映人民的斗争。史沫特莱和左翼文艺工作者开始有了联系，她和茅盾共同翻译了不少左翼作家的作品。史沫特莱给茅盾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茅盾在1980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史沫特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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