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16)

一六

　　在1925年到1928年这三年中，史沫特莱一直在跟贫困和疾病搏斗。长期的心灵折磨留下的创伤，使她不得不继续进行精神分析治疗。1927年圣诞节，史沫特莱孤单寂寞，崇拜着史沫特莱的年轻的巴卡尔来到她身边，陪伴她度过节日之夜。巴卡尔向她求婚，但史沫特莱拒绝了，她认为这会葬送了他的前程。巴卡尔在柏林读完了博士学位，就回印度去了，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1928年4月，史沫特莱得了阑尾炎，但她穷得一无所有，玛格丽特·桑格给了她经济援助，才进医院做了手术。手术以后，她的心脏病和胃病又犯了，医生给她做“电浴”。史沫特莱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支撑着虚弱的身子和凯绥·珂勒惠支一起翻译桑格的文稿。凯绥·珂勒惠支为病床上的史沫特莱画了几幅速写，这是史沫特莱一直保留着的珍贵礼物。

　　但这三年史沫特莱的精神生活无比丰富。她认识了共产党，虽然她没有成为共产党员，但她坚信共产主义和民族运动在斗争目标上的一致性；她初步了解了中国，她明白英国当局害怕反对殖民主义的星星之火可能从中国蔓延到印度。因此史沫特莱决定把她自己作为接触剂，把中印两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火焰连接起来。她坚信亚洲的民族主义和欧洲美洲的帝国主义的最后的较量即将出现，而中国将是这场较量的中心地带，她决定到中国去。她预感到有一种使命在召唤，她是完成这个使命的惟一的、最符合条件的人。

　　她开始为去中国作种种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1928年6月她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她的律师吉尔伯特·罗已经代表她与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大地的女儿》的合同，只要稍作修改，书就可以出版了。她告诉玛格丽特·桑格，她去中国以前，要抓紧时间把书修改好，以后出版的事就由桑格和吉尔伯特·罗负责。甚至说好了万一她发生意外，就把她的书的版权交给她的朋友朱利安·冈泼士先生全权处理。史沫特莱没有任何财产，只有她的作品，把书的事情安排好，她就可以放心到中国去了。

　　在离开德国以前，史沫特莱用德语向一个共产党阵线的大型组织——拥有三万多名会员的无产阶级妇女大会演讲印度的工人运动。当她演讲结束时，听众全都站了起来，自发地齐声高唱国际歌。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场面！史沫特莱回想起十多年前站在汽车挡泥板上的反战演讲和四年前在柏林大学英语系的演讲，她看到了自己成长的道路，感觉到了自己成熟的过程。现在，她将作为一个坚定地把自己奉献给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美国工人阶级的女儿，奔向一个新的战场——到中国去！

　　第六章　路标

　　史沫特莱决定以《法兰克福日报》驻外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国。她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得到美国护照。她身在柏林，由在纽约的她的律师吉尔伯特·罗为她办理。罗律师从史沫特莱的父亲那里找到了她的出生证件，又从厄恩斯特·布伦丁那里要到了离婚证，证实了史沫特莱的美国公民身份，最后把护照寄给史沫特莱，办这件事整整花了六个月。

　　1928年11月，史沫特莱怀着既兴奋又不安的心情和一种即将面临严肃使命的预感，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

　　史沫特莱途经莫斯科，在那儿停留了一段时间，拜访了居住在莫斯科的宋庆龄。在莫斯科，史沫特莱看到苏联人民的生活与她1921年参加印度民族主义者最高级会议的时候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主义的苏联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西方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里产生不了影响，苏联的社会生活是安定的。但史沫特莱看到莫斯科街头仍然有大群大群的流浪儿，她很关心这些孩子的命运。她参观了孤儿院，为《民族》周刊写了一篇报道。

　　史沫特莱游览了莫斯科，1928年11月底登上了开往中国满洲里的火车。

　　在史沫特莱逗留莫斯科的时候，印度发生了突然的事变。史沫特莱的导师和朋友莱帕特·拉伊在一次非暴力示威中受了伤，11月17日在拉合尔医院中去世。事后证实莱帕特·拉伊是被英国警察桑德斯开枪打伤致死的。旁遮普的年轻人发誓要报仇。两个星期以后，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年轻的锡克革命党分子在拉合尔警察指挥部的台阶上，枪杀了桑德斯。后来史沫特莱在南京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悲愤地为莱帕特·拉伊写了一篇沉痛的悼文。

　　1928年12月，史沫特莱从满洲里进入中国国境。当时的东北，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史沫特莱到来之前的几个月，日本人杀害了军阀张作霖，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老百姓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土匪的肆无忌惮的劫掠下，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史沫特莱虽然从小在贫困中生活，但当她从未亲身体验过的亚洲的贫困扑面而来的时候，她还是惊呆了。她承认，她从未见过这样彻底的贫困。史沫特莱从旅顺到天津，再到北平和南京，所到之处，哀鸿遍地，民不聊生。史沫特莱过去曾经靠第二手材料写印度人民的苦难，现在有机会亲身体验中国人民的苦难，她的使命感更加强烈了。

　　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史沫特莱就以一个女性特有的敏感去接触中国妇女。她看到中国妇女的苦难远非她所熟悉的美国西部劳动妇女的苦难可以比拟，这是茹苦含辛的默默地流着血和泪的一群。史沫特莱知道，自从10世纪以来，中国妇女就被迫缠足，使女人的天足变成畸形的“三寸金莲”；封建的婚姻制度是捆在妇女身上的一条绳索，“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人骑来任人打”，这是史沫特莱听到的第一句中国谚语。女人只有生了男孩，在家庭中才有地位，溺死女婴的现象在下层社会中很普遍。妇女想要逃脱悲惨的命运，传统的办法只有自杀或者削发为尼。

　　史沫特莱也了解到中国妇女的反抗，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出现的第一代女革命家，到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一代年轻的中国女性，直到在白色恐怖中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而牺牲的女共产党员，她们勇敢地在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斗争中，去寻求妇女自身的解放，并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在沈阳，史沫特莱拿起了她战斗的笔，把她初到中国所见所闻的种种使她心潮难平的人和事写成了一系列报道，寄往德国的《法兰克福日报》和印度的各个刊物。这一系列报道集中表现了两个主题：其一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野蛮统治，指出原来西方人认为英国在东方的威胁大于日本，这是一种偏见，其实最大的危险来源于日本帝国主义。不了解亚洲情况的西方报刊普遍不接受史沫特莱的这个结论，经过一番研究论证，才发表了史沫特莱的报道。另一个主题是关于中国妇女的，其中写得最生动最精彩的是发表在《新共和》杂志上的特写《沈阳的五位妇女》。这时候，她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正在美国和德国问世。而在中国，她以具体的形象，深刻的感受，个性化的描述，反映中国妇女的苦难、斗争和希望。史沫特莱开始把反映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当作她为之献身的新事业。为此，她要投身到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去，她到中国来，决不是为了当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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