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口百惠自传(3)

三

　　即便如此，母亲仍然相信他。“过了这个关口，只要熬过这个关口”，母亲就是以这样认准一条道的心情，一直相信了他。这还是我最近才听她说的：我就要上高中的时候。母亲必须为我凑足一笔学费，她下决心同那个身为父亲的人商量拿钱的事。内心里也感到有点放心不下的母亲，自己预先已经预备好了钱，可还是希望他会在最后一刻把钱送来。因为母亲愿意相信当父亲的对女儿的爱情，也许就是想以此来证明他对自己的爱情。但是最后，他辜负了母亲的信任。象这样一个人，对于法律上承认的家庭，却是如期交付生活费的。他甚至还筹措了几十万元作为自己儿子的结婚费用。

　　“我怎么都行，可是不许你对孩子不一视同仁。”

　　母亲说，就在那时她第一次想到该和父亲分手了。她一方面将一个又一个悲哀的事实铭刻于心，另一方面又好象有点惋惜着什么，慢慢地、在我看来拖得令人不耐烦地同那人断绝了关系。

　　我快要上中学的那年春天，很少这么早回到家来的他拦住我，对我说：

　　“我以为你上了中学，就谈论男朋友呀什么的，只要和男的挎着胳膊在一起走一走，看我不揍扁了你！”

　　那口气严厉极了。

　　那时，他的目光不是父亲看女儿的目光，不是把女儿当作女儿，而是象看自己占有的女人那种动物的目光。对亲生女儿的那种猥亵的目光，把我和这个父亲隔绝了。

　　我想，我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讨厌他的吧。如果以假定、结论、证明的论说方法来说，也许那时就已经对父亲作出了结论，现在只是证明了过去对他的厌恶而已。

　　我不爱他，也不希求这种爱情。别人或许会说我这个作女儿的太冷漠吧。事实上，真有几个人面对面地这么对我说过。

　　开始工作后的一年之间，我过着租房单住的生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母亲她们也从横须贺搬到东京。我们在目黑区的某公寓里租了一套房。等到家里的事和学校的事终于都安顿下来的时候，已是入夏以前不久了。一天半夜，我被隔壁房里响起的电话铃吵醒了。我竖起耳朵听着。可听不清在说些什么。

　　昏暗的房间里的槁扇被拉开了，我看到邻室的荧光灯放着异常的亮光。

　　——父亲病危。

　　这突然的消息使我困惑无措，母亲转过身，背朝着我麻俐地穿戴好。

　　“穿好制服，在家等着！”

　　她留下这句话就出去了。

　　母亲走后，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来电话叫我和妹妹，我们照她吩咐穿着制服，揉着惺松的睡眼，赶到足利的医院。

　　病房气氛是紧张的。

　　他躺在靠窗的病床上，发出既不象鼾声又不象呻吟声的异样的声音，患脑溢血的人大都是如此病状。护士不断地进进出出，医生坐在他的左侧，而母亲担心地注视着病人，脸色苍白。听着他那象从地底下发出来的呼吸声，我有一种直觉：“啊，这人死不了！”

　　来这里的路上我曾想：要是看见即将死亡的那个人，自己一定会惊慌失措，女儿如果被置身于一定要为父亲送终的位置上，恐怕会又哭又喊，哀告他可不要死去的吧！

　　但是，我一步迈进病房以后，脸上连一滴眼泪也没流过，甚至忘记了盼望他别死。我只想，不愿意让站在我身后的妹妹看见他那难看的样子。

　　看到我始终站着不动，并且也没有跑近前去，同来的一个公司的人说：

　　“你可真无情呵！”

　　说这话的也是作父亲的人，他是两个儿子的父亲，所一以很自然地就把自己同病床上那人等同起来了吧。然而，我却被“无情”这句当然并非过分的话刺伤了。以后一段时间里，一分析起自己的“无情”，我就感到苦恼。

　　他不亲切，不坚强，不纯洁，也不勇敢。当然，我不知道他和母亲的来往以及他们之间存在的男女间的纠葛；我也不清楚母亲为了什么爱上了他，直到与各种各样的困难作斗争，生下他的孩子来。但是就我来说，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对他不抱什么希望了。

　　我刚一进入演艺界，他的态度就突然一变。也许，过错不在他一个人身上，他周围的人就不是好东西，也许是贫困把他变成这样。但是，就凭因为我而引起的一次又一次的金钱纠纷，我就不能原谅他。

　　他利用我在工作上的所属关系，向我所在的单位提出借钱。具体的钱数我不清楚，似乎并不止一次。他从我所在的单位为自己所在的足利娱乐中心拉演员，连该交的钱也不交。他利用父亲的地位，也不经我同意就商议让我转移到另一演出单位的问题，把转移费也私吞了。这一切他都是打着“山口百惠的父亲”这块招牌干的，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得到的头衔。这期间，他大概也察觉到我们想疏远他吧，便把新闻界人士叫到他住院的病房里来，自己任意举行什么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对迄今为止自己所作所为不但毫无反省，却说什么我所在的单位虐待了他的女儿啦，母亲不让女儿见他啦，等等，都是为了炫耀他这个父亲的存在。简直就象把我当作商品一样——我又想起了从他的目光中嗅到兽性味道的那一天，那是他在我心里投下的一个阴影，与现在投下的又一个阴影重叠在一起，成了我心灵上永远都抹不掉的污痕。也就在那一刹那间，我觉得他和我再也不是什么一般的父女关系了。

　　同一个时候，他对母亲提出“把百惠的亲权交出来”的法律要求。过去他勉勉强强才对女儿应承了“承认”关系，如今根本没有资格要什么“亲权”！他就这样不考虑我的意志，挑起了父母之间争夺“亲权”的斗争。母亲不分昼夜地为此奔波，她又不能把这个问题托别人解决。我多次听到她疲惫不堪的叹息声。

　　就在这个时期的某一天，母亲悄悄地走进我的房间，她说，父亲提出几百万元的要求。虽然如此，可她不忍心拿我挣来的钱去了结父母之间的事情。我没等她说完，便急不可待地断然说：

　　“要是用钱能解决的话，几百万、几千万，就是到哪儿借钱，付给他好了！反正，他要的就是钱！”

　　我虽然也感到，一个十七岁的姑娘这样说话不免太粗鲁了，但我实在按捺不住这无处发泄的愤怒。

　　结果是用金钱切断了血缘关系。

　　他的存在不是自然消失的，而是我用自己的手切断了同他的关系。对此，我没有丝毫的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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