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口百惠自传(2)

二

　　◎出生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何时、何地、怎样出生的。

　　我没有象世间一般的母子那样，母亲对孩子说起“生你的时候呀……”这类话语的记忆，我也没有询问过那些事的记忆等等。

　　我是在产院里出生的呢？还是在公寓里？是助产士接生的呢？还是医生？是难产呢？还是顺产？谁高兴我生下来的呢？还是把我当作累赘生下来的呢？更为重要的是，父亲和母亲是什么时候，以怎样的形式邂逅、恋爱、结合的呢？当生下我之后，他们是否因为没有正式结婚办理户籍而有过踌躇？周围的反应是怎样的呢？母亲相信了父亲什么话，在哪些地方相信于他？母亲爱过父亲吧？这些，我一无所知。我想理出个头绪。我想用自己的话来谈谈居于父位的那个人，以此来填补在母亲、我以及其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自己心里存在的空白。

　　我下定决心问问母亲。

　　“我想写爸爸的事，可是……”

　　“写爸爸的什么？”

　　“从我的角度来说各种各样的……”

　　“从你的角度来说和从妈妈的角度来说是不同的呀！”

　　母亲一边用手指捏灭在无风的空间里飘着白烟的烟头，一边说道：

　　“对你们说来，爸爸的印象不见得就那么坏吧？”

　　母亲没有看我。

　　摸不透这是肯定的意思，还是否定的意思，不过从母亲的侧影来看，她那眼睑低垂的脸上似乎还露着一点儿怯懦的情绪。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除了沉默没有别的办法。我觉得已经成为过去的父亲，一直是当作憎恶对象的父亲，现在依然活在母亲心里，他的形象多少还有一些光采。在女儿还不明渊缘的所在之处，母亲的精神世界里有一部分是妻子的存在。用憎恶呀后悔呀这样简单的言词概括不了母亲的历史，尽管多年的岁月过去了，但是母亲血管里作为一个妻子的历史还没有结束。面对这些，我动摇了。

　　母亲对于父亲不是唯一的女人。不，正确地说，一刹那间也许是唯一的女人，但她未能取得堂堂正正称得起他的唯一女人的权利。

　　父亲和母亲不是法律上所承认的夫妻关系。父亲已经有了妻子，也有了孩子。据说他开始爱上母亲时，曾对外祖父明确表示：“一定完全负责处理好。”可是，在户口簿上我们作女儿的名字上方，却注明“承认”两个字。“承认”两字的含义，母亲更不会特意告诉女儿们。

　　我刚刚升入高中才知道这事。那时，我已经在演艺界工作。有一本周刊登出一篇题为《出生的秘密》的关于我的杂谈，并刊登了复制的我的户口簿。

　　晓得了真相以后，我并没有惊愕。我也没因为这件事改变对母亲的感情和自己现在的生活道路。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至今从来没有使女儿们感到自卑的坚强的存在——母亲。我读着这篇杂谈，更加感谢母亲。

　　但是，这件事对于母亲来说，可以肯定，她一定有远远超出我的想像之上的痛苦经历。这件事挑明的时候，母亲除了关心我们两个女儿以外，还有一个使她暗加提防的人。

　　——可怕的大娘。

　　谁也没有教给我，可我就这样称呼那个女人。

　　那时，我住在横滨一处叫作濑谷的地方。我们住在一幢能容纳四户人家木头建造的公寓的二层楼上。

　　那时，妹妹还没出生，大概就是我五岁的时候吧，我和父亲出去散步。父亲在家的时候，总是喜欢牵着我的小手出去散步。坡路、岔道口、车站，大体上就是这么一条路线。

　　有一天，散步回来的路上，过了树木繁茂的坡路，临近岔道口的时候，从左边的树林里突然出来了一个女人。

　　——她就是那可怕的大娘。

　　那女人冲着父亲走过来。两人之间彼此说了些什么话，我听不清楚。纵然听清了，那时我也不会明白是什么意思吧。只是我这个小孩子头顶上他们彼此来往交错的尖锐的目光，现在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这个只有在我和父亲散步时才碰上的“可怕的大娘”，对我连瞥都没瞥一下。

　　濑谷的这座公寓里，有一个供住户轮流使用的公共浴池，孤零零地建在离公寓不远的地方。

　　有一次，把浴室和脱衣间凑合着隔开的那扇不牢实的木门悄悄地被推开。那开法绝非寻常，象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把它推开的。我从母亲身后窥视着。原来是那个可怕的大娘，我没弄清楚她那身西装的颜色和式样，只有那对大耳环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她穿着鞋就要往里进。说时迟那时快，母亲抓起身旁的水桶，从澡塘里舀了桶水，朝站在门口的那女人身上一下子就泼过去。

　　我害怕了，也不管事情会如何结局，只知道给母亲助威，两手掬起热水，冲着门口撩去。

　　当时，母亲那怒不可遏的感情，并不单单是出于对那个女人的反抗，也是由于自己的肉体和内心被人窥探而产生的反感的爆发吧！

　　跑到外面的那个女人的身影从窗前一掠而过，她临走时甩下的短短几句话，刺痛了母亲的心。那女人的脚步声消失在昏暗之中的时候，脸色憔悴的母亲从浴室的水蒸气中露出肩膀，她不想再洗下去了。

　　我没有父亲。

　　即便是他作为一个肉体在地球上存在着，我还是要否定他的存在。

　　他不是每天一到夜晚就回来的人。与其说他“回来”，倒不如说他“来”更恰当。

　　“哎，今天，爸爸来吗？”

　　每次母亲被我这么一问的时候，她总是愣一下。

　　他来的时候总是提着个大黑皮包。在我幼年记忆的长河里，浮现出他从皮包中取出绿色的画着“狄斯耐”图画的盘子，笑着递给我的情形。他夹着黑皮包，象例行公事似地洽谈生意的人到家里来，在家里逗留。

　　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我异常亲热，非常喜欢我。只要我说要什么就给我买什么的是他，我想去哪儿就带我去哪儿的也是他。我心里总盼望他来。他来了，我就高兴，那时，我的确是喜欢他的。

　　但是不久，就在这无所起伏的日常生活里，我曾几度目睹母亲被那人所背叛。他对金钱比别人要多费一倍，然而那时维持我们生活的费用却是靠母亲做零活筹措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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