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什自传(41)

四一

　　除了创造一个比较灵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肯尼迪还为他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邦迪创造了在政策上进行竞争的条件。这种机构之间的竞争在腊斯克和罗斯托之间延续了下去。然后是尼克松时期亨利·基辛格与威廉·罗杰斯之间的竞争（直至基辛格在国务院替代了罗杰斯）。为控制外交政策而进行的斗争在卡特时代仍在继续，只不过竞争者的名字变为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对赛勒斯·万斯。

　　斗争在里根时代仍以不同的方式继续进行。里根总统先后有五位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从理查德·艾伦到弗兰克·卡卢奇。他们中没有人具备基辛格或者布热津斯基拥有的那种权力和影响。但是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职能机构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了，它起着大大超出这一机构原来规定的作用。在1985—1986年期间，它采取了最重大的步骤，在外交政策领域不仅策划而且独自采取了秘密行动。

　　这种情况在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手下不可能也不会发生。他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时的行为堪称楷模，值得未来的美国总统在挑选和适当使用国家安全顾问时仿效。斯考克罗夫特严格遵守国家安全委员会法规，把所有成员的意见都准确如实地向总统汇报。他没有努力使国家安全委员会变为一个制定政策的机构，他知道美国并不需要两个国务卿和两个国防部长。

　　我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每天早晨办公桌上都有从情报站发回的文电。文电报告，由于国会山不负责任的调查者的泄露造成世界范围的公开，我们正失去有价值的情报来源。例如：
·四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情报服务机构大幅度减少了与中央情报局的联系，它们都援引了新闻报道中的泄露。
·一位东欧高级官员当美国间谍，从1972年便停止了与中央情报局的合作，害怕被公开和揭露。
·一位曾同意为我们提供其政府情报的共产主义集团外交官与我们断绝了所有联系，说他不能冒险为一个内部事务天天见报的情报局工作。

　　在工作上我还是一个新手，读了这些报告我日益感到沮丧，因为国会山和新闻界还要求增加中央情报局工作的透明度。我信任与国会和新闻界的合作，但是，如果情报来源受不到保护，情报局就无法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

　　在福特任职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为了保护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来源，我进行了一场最大的斗争。然而，对手并非敌对的国会委员会和新闻界，而是司法部，还牵涉到异乎寻常的埃德温·吉本斯·穆尔案件。

　　穆尔是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1973年离开了情报局。三年后，1976年12月21日晚上11时左右，他将一个包裹扔过华盛顿西北部苏联使馆居住区的栅栏。苏联警卫以为是炸弹，便叫来了美国的特工人员。结果发现包里装的是穆尔在情报局工作时期的文件的复制品，外加一张答应为20万美元报酬再搞些材料的条子。这项生意准备第二天傍晚进行。

　　这时联邦调查局插手进来。主动去当间谍的穆尔把接头地点安排在邻近的街道。联邦调查局的车开过了接头地点，丢下一包东西。更为荒唐的是，一个小孩跑过去把那包东西捡了起来。一直都在附近修整自己院子的穆尔冲过马路，把小孩赶跑，夺回了那个包。他希望得到的是20万美元，里面装的却是一份对他的间谍活动的起诉书。

　　司法部这时也插手了。为了这一诉讼案的取证，检察官需要穆尔扔过苏联使馆栅栏的那些文件。情报局为了密切配合提供了一些文件，但是没有提供全部文件。被我们扣留的文件中有秘密情报人员的名单和一些在国外旅游时曾帮助过我们的公民的身份。

　　我们从兰利的角度指出，如果司法部在公开审判中用这些文件作为证据，那么苏联人便能免费得到穆尔索取20万美元要交换的文件。我们希望宣判穆尔有罪，但我们不能冒险交出那些秘密名单。我们还告诉司法部，已经提供的材料足以用来进行一次强有力的诉讼。

　　司法部不同意。司法部长爱德华·利瓦伊坚持情报局应提供所有的而不是部分的文件。我们拒绝了他的要求，中央情报局和最高法院相持不下。直至福特执政的最后一个月，这一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接着便是司法部长和情报局长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对抗，由总统作出最后决定。

　　我和利瓦伊在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办公室等待见总统。开始谈论这一案子时，双方还比较冷静。后来，司法部长为了使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说中央情报局拒绝交出所有文件是“水门事件式的掩盖手段”。

　　只怪我们是在下班后来见总统，准备离开办公室时又不得不重新捡起手头工作；只怪水门事件期间利瓦伊没在华盛顿，因而不知道自己的话对我的伤害有多深。但是，一年来总是听到初出茅庐的记者和国会山的初级调查员说“水门事件式的掩盖手段”，我无法容忍了。

　　“几分钟后我们与总统谈这件事一，我提高了说话的声调，“你怎么不去告诉他——就用你刚刚说过的那番话。”

　　这时，斯考克罗夫特为了缓和一下我们进椭圆形办公室前的紧张气氛，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和利瓦伊一直都很友好，现在他意识到触动了我的痛处，说也许不必在总统执政的最后一点时间里还打搅他。我们也许有办法解决我们的分歧。

　　确实有办法。利瓦伊冷静一下来，我冷静下来，由我们的律师来解决这一问题。1977年12月，埃德温·吉本斯·穆尔被判处25年徒刑——没有用中央情报局不愿公开的文件。

　　第二次总统竞选时，我是白宫角逐的近距离旁观者。1972年尼克松与麦戈文竞选期间，我正担任驻联合国大使。现在，从兰利七楼办公室，我作为一个超党派的（虽然并非不带偏见的）公职人员，注视着福特与卡特的竞选。

　　然而。我必须在竞选中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次要的，另一个是重要的。次要的角色是充当吉米·卡特1976年夏天在美国律师协会演讲时攻击一天的对象。卡特告诉美国律师协会，尼克松和福特都把政府的一些重要职位当作“失败的竞选者、忠诚的政党伙伴、失宠的白宫助手和特殊利益的代表们的堆存场所”。他还特别提到了我，把我1971年在联合国的任职作为例子。

　　这些并未使我扮演另外那个重要角色轻松一些。作为情报局局长，竞选者希望我能简要介绍情报工作，也就是说我必须好几次飞往佐治亚州普兰斯。随同前往的还有一些情报官员，他们向民主党被提名人提供有关专业问题的情况。

　　我们在普兰斯卡特的家里见了面。主人彬彬有礼，但保持一定距离；客人也同样彬彬有礼，但有点不自在。竞选结束后，卡特称这次情况介绍为“专业性的、有能力的和非常有益的”。我得知后很高兴，因为当时我没能很好地估计出他的反应。卡特在美国律师协会的演讲并未把我抛开。我把那次演讲当作温德尔·威尔基有一次所说的“纯系竞选言辞”，那只不过是一时说说而已。

　　另一方面，卡特对中央情报局的攻击是频繁的，而且夹带着谩骂。他认为情报局是尼克松的两件丑闻之一，水门是另一件。无论卡特出于什么原因——因为他并不很了解情报局及其专业知识或者情报人员的奉献——我感到在他冷淡的外表下还隐藏着对情报局很深的反感。

　　然而，我们介绍情况时，卡特全神贯注地收集资料。他坐在一把靠背椅上，听我们讲很长时间也不提问。只是在有关某一话题他觉得我们已经讲得太多时，他才随口说：“好了”或“我懂了”。他好像有一个索引卡片似的头脑，把他随时需要的材料—一归档。

　　然而，真正印象中的卡特是一个孤独的人，对于陌生的人及其动机是怀有疑问的。你说什么事时，他看着你的眼神，这意味着：我在听你说呢，但认为你在某些方面是有所隐瞒的。

　　简言之，卡特是一个始终存有戒心的人。他也会像那位欧洲外交大臣一样，在听说梅特涅亲王刚刚去世的消息时竟问道：“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1976年11月中旬，大选后不久，我最后一次访问了普兰斯。这一次我不是向总统候选人卡特，而是向新当选为总统的卡特及其竞选伙伴当选副总统蒙代尔介绍情况。这将是我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最后官方活动之一。乘早班飞机离开华盛顿之前，我去拜访了福特总统和洛克菲勒副总统，告诉他们我将去普兰斯。旅途中，我告诉汉克·诺奇我打算在介绍情况之前向当选总统提出辞职，好让他任命自己的中央情报局局长。

　　会议持续了整整五个小时。我的一个助手丹·墨菲在会上概括了国家安全长期面临的问题。当他提到一个预期在1985年左右将出现危机的问题时，一直都在静静地听着的当选总统举起手来。

　　“我不用担心那些，”他似笑非笑地说，“到那时乔治就是总统了，他会注意的。”他又朝坐在房间另一头的当选副总统点了点头，然后说：“或者是乔治，或者是弗里茨·蒙代尔。”

　　乔治将成为总统吗？这是出自吉米·卡特口中的奇谈。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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