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什自传(40)

四〇

　　我通常是7：50扣分左右开始工作，先用差不多半个小时浏览头天晚上从世界各地情报站发回的电报摘要。汉克·诺奇的办公室就在我的隔壁。在参加每天上午9时例会的各处负责人到来之前，我与汉克·诺奇和另外一些行政助手常常开个短会。

　　这些会议是非正式的，但节奏很快，通常讨论一些最新情报。按日程安排我该去国会委员会的那几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在国会山露面达51次——我们便花些时间准备即将来临的作证重点。，

　　每周一次，星期四或星期五，我要在福特总统清晨召开的情况介绍会上向白宫汇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通常也参加这类会议。如果日程安排那天讨论一些技术性很强的问题，也许总统需要什么附加资料，我便带上一二位情报局专家。

　　那时我已年过50，经常跑跑步。到午餐时间，有时有一二位情报局的人陪着我沿小道跑3英里路。天气不好时，我们就利用地下室走廊。

　　我通常是下午7时左右停止办公，在这以前要开完非正式的工作人员会议和批完文件。只有在第二天要参加总统的简况汇报会或者重要的国会意见听取会的情况下，我才在办公室过夜。

　　然而，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后的生活在两方面不同于我们以前在华盛顿的生活。一是社会活动少多了，因为我认为自己不应参与任何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二是我和巴巴拉有很多时间呆在家里，谈论家庭、朋友和一些私事，这是我们结婚以来第一次不能随便谈论在办公室所做的事情。

　　我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应该更加了解情况。但是，一谈到中央情报局，我仍像大多数外行那样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间谍、反间谍和秘密行动。然而，我很快便了解到，其实只有极少数情报局工作人员在行动处——一个负责搜集国外情报、反情报和执行秘密行动的部门。

　　情报局的大多数职员在其它三个处工作——行政处、科技处和情报处。

　　行政处是处理内务的部门，负责付支票，保存职员档案，特别是招募职员。

　　科技处是詹姆斯·邦德“无法完成使命”的部门，负责发展用来进行先进情报工作的电子和其它装备。这个部门的工作引起外行们的丰富想象，甚至有人一本正经地提出在不太远的将来科技能够代替人在国外进行情报工作。

　　这一理论的缺陷是，至今还没有人发明出一种机器可以用来估计几千英里以外人们的意图。科学和技术可以为我们准确地提供某一国家军舰的数目和位置，至于那个国家的领导人是否准备动用那些军舰，就只有依靠人来判断了。

　　这就是情报处的用武之地了。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并不是家喻户晓的那种斗篷与匕首的“间谍”形象。他们不过是某一领域的分析家，这里谈几个方面，如外国政治、经济、军事事务以及农业。我任局长时，情报局便有1400多名工作人员有硕士和博士学位。那些水平很高的专家坐在我办公室的会议桌旁时，他们的谈话听起来更像大学的讨论会，而不是伊恩·弗莱明小说中某一章所描写的那样。

　　上任三个月后的一个上午，我在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即将来临的1976年意大利大选。在议事日程上提出这一讨论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期望的是什么。但是，我没有料到四种意见不同的分析之间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学术辩论。

　　那次争论最终得到了解决。但是，如果情报官员们在某一问题上意见统一不起来时，便轮到我这个局长来决定向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什么。

　　我给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带去的最重要的情报分析是贝鲁特1976年夏天的形势。那一年6月16日，美国驻黎巴嫩大使小弗朗西斯·梅洛伊在去会见黎巴嫩当选总统埃利亚斯·萨尔基斯的途中被暗杀。同时遇害的还有使馆的经济参赞和司机两位美国人。”

　　在位于白宫西厅一楼的战情报告室，福特总统召开了全国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讨论了危机是否已经严重到需要撤退生活在黎巴嫩的美国人。”

　　回答从表面上看来是简单的。一位大使的遇害难道不足以证明事态已失去了控制吗？

　　未必如此。大使的遇害也许是孤立的一件事。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谋杀的意图也许在于削弱黎巴嫩新政府。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撤退不是对恐怖分子有利吗？

　　作为情报局局长，我的任务是提供有关贝鲁特当时发生了什么和将要发生什么的最新情报判断。只有情报局人员和美国其它情报团体报回的材料，再没有什么了。

　　在那间小房子里，围绕长方会议桌就座的有总统、国务卿基辛格、国防部副部长比尔·克莱门茨和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还有一个座位是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安排的，但开会时我多半是站着研讨地图——包活表明陆上撤退路线的空中情报照片——和回答问题。

　　制定政策并不是情报局局长的份内工作。但是情报表明梅洛伊的遇害是贝鲁特出现新的更危险的恐怖活动信号——足以证明有必要指示大使馆建议美国侨民离开黎巴嫩。总统还命令派遣一支海军特遣部队去协助撤退。数百名美国人和其它国家的公民上了营救船，另外一些人分三批离开贝鲁特，前往叙利亚的大马士革。

　　有些美国人由于个人原因选择留在贝鲁特。他们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周围的恐怖活动不一定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基督教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不久即将结束，贝鲁特又将成为世界上最美丽最文明的城市。

　　十多年以后，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国家，这仍然是一场危险的赌博。

　　正是在1976年黎巴嫩危机中，我目睹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如何执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职责。他是一位个子高高的有学者风度的空军中将，不仅具备干这项工作所需要的经验，而且具备所需要的性格。十多年后，千百万电视观众得知他是调查伊朗门事件的托尔三人委员会中的一名。

　　作为福特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斯考克洛夫特也必须在1947年建立中央情报局时的同一法规下发挥作用。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法案的原文规定，他的职责是“就统一有关国家安全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向总统提出建议”。

　　如同中央情报局一样，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从未被考虑参与政府的政策制定工作——更谈不上参与执行美国的外交政策。斯考克罗夫特明白这一点。任托尔委员会成员时他便指出，在伊朗门事件中失败的并非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用，而是有些成员滥用这种作用的做法。

　　我同意斯考克罗夫特的说法。几年来，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渐渐背离了原法规所规定的就政策提出建议和进行统一的目的。

　　在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法规曾得到严格遵守。有迪安·艾奇逊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那样个性强的人领导国务院——两位国务卿都与他们当时所服务的总统关系密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不可能将其权力的触角伸到外交政策领域。

　　然而，肯尼迪和约翰逊当总统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据小阿瑟·施莱辛格说，肯尼迪在尚未就职时便宣布他将“比以往更加灵活地”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主任麦乔治·邦迪——和后来林登·约翰逊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沃尔特·罗斯托——开始行使容易进人椭圆形办公室的权力。没过多久，国家安全委员会便不只是提提建议，而是开始影响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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