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什自传(34)

三四

　　1974年圣诞节是巴巴拉和我自结婚以来第一次分开度过的。她回国同孩子们一起过节，那时孩子们还在上学。但我也不是一个人独自过节。我妈妈和一位姨母玛乔丽·克莱门特那时已到北京。做完礼拜，我们骑车绕使馆转了一圈，之后拜访了英国驻华大使特德·龙德。

　　我们还往华盛顿打了电话，巴巴拉和孩子们正在华盛顿过圣诞节。杰布已当了φBK联谊会会员，尼尔考试成绩很好，马文正加紧锻炼，以迎接篮球季节。

　　在圣诞之夜，孙先生竭尽全力第一次烹制了西方节日菜肴：火鸡、桔酱及配料；不过他没做南瓜或者胡桃馅饼甜品，而准备了一道别致的中国风味的甜品，叫做“北京粉糕”。这是一种挤上松散奶油并在上面撒满栗子粉的点心。

　　但是圣诞节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地下度过的。在基辛格访问期间，亨利和我会见邓副总理时，他曾问我是否有机会参观“防空洞”。我说没有参观过，这样就在圣诞节那天安排我去参观。

　　“防空洞”就是北京城下面的地道。一位人民解放军干部和附近街道的官员在指定的路口迎接我。他们领我走进附近的一家服装店，几个货架后面安着一个按钮。按了按钮后，一个活动门便慢慢打开。我们往下走了大约25英尺，穿过蜂窝状的人行道，再穿过几个像大房间的地道。地下有卫生间，虽无通风系统，但主人肯定地告诉我，地下空气很好，并有排水设备，这个地道能容纳所在街道的几干名居民。，

　　我们参观的是地下避弹所，即人防“洞”。中国人在所有大城市中都在挖这种洞。毛主席曾教导，“深挖洞”，“广积粮”。为什么这样做？据说是因为如果苏联决定对中国发动战争，那就是用原子武器而不是常规武器。

　　参观完“洞”并向我的向导表示谢意后，我骑自行车回到联络处。妈妈问我观感如何，我把参观的情况告诉了她。她评论道，这是一份奇特的圣诞礼物：在致力于全球和平的圣诞之日应邀参观避弹所。

　　然而到此时，我在中国的时间已足以使我懂得，中国人在同外国人打交道上很少听其自然发展或发生意外事情。中国最为重视的是对苏联保持警惕，并准备应付世界形势发生任何变化，甚至最坏的变化。

　　我同意妈妈的说法，安排在圣诞节去参观是奇特的时间安排。不过，选择这个时间去参观防空‘洞”，倒使我不会很快忘记这件事了。

　　圣诞节的这种安排有一点附带的提示。它使我不能不摇摇头，不知是不是应该消除尼泊尔大使说过的那种感觉——你对中国人知道的越多，对他们的真正了解就越少。

　　妈妈离开北京前，告诉我家的服务组组长王先生，她和姨妈玛乔丽在来访期间过得很舒适，她们表示非常感谢。出于过节的原因，妈妈表示要向王先生及他的服务组同事们送点小礼物并解释说，这是我们国家的风俗习惯。但王先生说，“不用客气，谢谢您。”妈妈坚持一定要送，心想王先生不过是表示客气而已。但王仍然坚持不收，什么也不能改变他的立场。

　　关于不收礼品的原因，据联络处的一位职员说，在毛的中国，如果因为帮了别人的忙而接收人家任何形式的报赏，都会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或者更严重。如果王先生接受了礼物，就会有风险。在统治着中国人生活的严格革命教义下，王先生可能会不得不在他的地区召开的所谓“自我批评”会上站起来，承认他接受了外国人的礼物。

　　听到这种解释，我点点头，似乎懂了，但实际上我并没有真懂——至少没有全懂。原来有一种绕过不准受礼规定的办法。只要我们的客人讲明那些东西是“供你们工作中使用”，王先生和其他人便会接受——这是我们在中国期间找到的解决东西方风俗习惯之间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风俗习惯之间的难题的方法。也许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当“开路者”骑自行车绕北京城转时，这并不失为打破北京的外国使馆区这个外交圈子的一种方法，但它仍然没有解决同中国政府官员隔绝的问题。外交使团的其他成员们至少在每个国家庆祝国庆的各种招待会上可以见到这些官员。一位中国政府代表和他的同事总是在这种欢迎客人的社交场合出现。

　　戴维·布鲁斯没有出席过这种招待会。他把他的作用严格地限制在美国同中国政府的联络方面，而不是一个完全的外交代表。然而，我却认为，放弃这些招待会就会失去让人们感到我们在北京存在的机会，并且采取了接受国庆招待会邀请的做法。

　　我们接受的第一个邀请来自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当我和夫人同霍尔德里奇夫妇走进招待会大厅时，周围的谈话气氛突然活跃起来。美国人出现在北京的外交招待会上了！但是，没过多久，一切便恢复了正常。外交坚冰已被打破。从那时起，我们出席那样的招待会便被视为惯例了。

　　亨利·基辛格并没有把我扮演一个活跃的联络官员的做法当成一件什么大事。有一次他告诉我，“不要管他们是否喜欢你。”我不同意这样。我并不是为了在北京出风头，而是要了解中国人——同时也让他们了解美国人——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别人不说，亨利是懂得在世界事务中个人关系的价值的。正是由于他同安瓦·萨达特之间的亲密关系，帮助打破了中东地区互不信任的障碍。

　　但是，在中国期间，曾有一段时间使我重新估计，戴维·布鲁斯不参与外交活动的做法是否正确？那时正是1975年春天，美国和我们的南越盟国的军事形势恶化了。形势的这种变化似乎不仅加深了我国在全世界的敌对国家的反美情绪，而且也加深了我们的一些朋友的反美情绪。每当我走过一群群外交官身旁时，我便感觉到他们的敌意，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美国在东南亚政策的失败感到的心满意足。

　　这些天来最糟糕的日子是4月30日，那是北京庆祝“五一”节的前夕。巴巴拉和我正在荷兰大使馆出席纪念朱丽安娜女王生日的招待会。当客人们聚集在一起时，消息传开了，说西贡已经陷落。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招待会的气氛比较拘谨，但在那天晚上，大厅里却议论纷纷。突然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五六位代表急急忙忙走出了大厅。此时外面大街上发出了欢呼声。

　　巴巴拉和我一直呆到招待会结束后才回到美国联络处，这时北京城到处是鞭炮声。第二天，即“五一”节那天，大街上的扩音器播放着革命音乐，一直持续了好几天。这不仅是庆祝“五一”节，也是庆祝“越南人民的胜利”。在越南大使馆外面的橱窗里展出了美国领导人的照片——有趣的是，这些照片不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而是前总统约翰逊和他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

　　对于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一小批美国人来说，那是一个处境困难的时期。得知那些消息后，友好国家一些同事纷纷找我谈，强调不放弃在远东特别是在南朝鲜所承担的义务对美国是如何重要。这些意见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不是来自一位西方盟国的代表，而是几星期后出自一位中国高级官员之口。他用其言论是经过授权的口气对我说，“美国在亚洲担任着有用的角色。”

　　中国人在对外关系方面可能是不够坦率的，但有些时候也讲心里话。那位官员向我讲明的意思是，尽管我们在越南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但我们在对付俄国人方面有共同利益。我们是相互“有用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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