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什自传(35)

三五

　　1975年夏天，我们五个孩子中的四个同我们在一起。第五个是我们的第二个男孩，他叫杰布，当时22岁，因在得克萨斯商业银行任职，不得不同他的妻子哥伦巴留在休斯敦。但是乔治在休斯敦，他当时29岁，刚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准备在得克萨斯经营石油业务；尼尔和乔治在一起，他20岁，正在得兰大学读书；马文19岁，即将入弗吉尼亚大学读书；多萝西在1975年8月18日以特殊的方式度过了她的生日。她是在北京我们的教堂里受的洗礼。

　　为了争取团圆，她的生日活动已经拖了很久。多年来我们一直争取祖父母、舅父、姨母等全家人团聚在一起为她庆祝生日。但我们从来未能把全家人聚在一起。后来多萝西16岁了，实在不能再拖下去了。她的生日活动是很不寻常的。有些情景将永远留在她的记忆中——有三位而不是一位中国牧师为她洗礼，三位牧师中一位是主教派，一位是长老教派，一位是浸礼教派，进行洗礼的教堂是供驻北京外交使团用的。

　　因为多萝西的教父和教母——我姐姐南希·爱丽斯、贝特西·海明威的丈夫斯派克和我们家在休斯敦的朋友米尔德里·克尔不能出席，她哥哥马文充当了主教代理人。

　　在仪式上，关于多萝西信仰的问答不得不由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译员进行翻译。看来这位译员不太高兴翻译宗教词汇。尽管如此，仪式进行中没有出现大问题。仪式结束时，牧师们向多萝西说，现在她已成为共产党国土上一座小教堂里的终身会员了，还说，“我们将喜爱你，永远惦念你。”

　　国务卿亨利又来到中国，是在10月19日到达的。这次来访有一项特别优先日程。他在北京为当年晚些时候福特总统正式访华进行准备。同往常一样，国务卿的访问日程安排得非常紧，两天内要同邓副总理进行三次较长时间会谈，详细拟定将在福特总统会见毛主席后发表的公报的细节。

　　这并不是为世界上最强有力的领导人中的两位设计会谈时谈些什么，但要按着一般惯例，在来访领导人到达之前。即使不能把他们坐下来会谈时得出的结论全文都写出来，也要准备一份提纲。这就使会谈议程更加明确，并尽可能减少在重大问题上产生误会。

　　中国方面参加基辛格—邓小平会谈的有外交部长乔冠华，美方除国务卿的随行人员外，还有助理国务卿菲尔·哈比卜和我。在此之前，我同邓见过几面。邓在中国是正在上升的权贵人物，有可能在毛和周之后继承最高权位。他不停地吸烟和喝茶。他说自己是来自中国西南四川省的乡下佬和大兵。

　　邓在同外国人会谈时善于运用韧和柔两手并且恰到好处。但他同基辛格会谈时的表情却明显的是咄咄逼人的，谈话是强硬的。他令人难以置信地责怪说，美国在苏联对世界和平的威胁面前表现软弱。这真像1964年听巴里·戈德华特讲话一样，只不过语言不同而已。

　　邓同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样，对美国同苏联搞缓和政策的趋向表示关心。他指责说，美国人对俄国人的政策类似1938年英、法在慕尼黑对希特勒的政策。邓称这种政策是“绥靖”政策。基辛格有些恼火，但设法抑制感情冲动而保持冷静。“不能说一个有1100亿美元国防开支的国家是在追随慕尼黑精神。”他回答说。“我愿提醒您，当你们两国出于本身的原因还是盟国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抵抗苏联的扩张主义。”

　　双方争论得很激烈。这就很好地说明为什么在首脑会谈之前需要预先进行讨论。最后，为缓和美中分歧的气氛，基辛格说，“我认为总统访问后不应该给人留下我们两国在吵架的印象。”邓表示同意。“还有时间进一步具体进行讨论，”他说。

　　然而，基辛格此次进行预备访问有一个尚未得到答复的大问题是，他是否会被邀请会见毛主席。同往常一样，中国人用迂回的方式对付他的问题。

　　在10月21日的午宴上，副外长王海蓉有意识地提醒说，前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最近访问时会见了毛。这位毛的侄女补充说，希恩明确地提出了会见要求。基辛格明白了王的意思，“如果这是正式询问我是否愿意会见主席，”他说，“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几个小时之后，基辛格在人民大会堂同邓和乔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会谈时我看到递给邓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中国大字。邓看过纸条后打断会谈，宣布说，“你将在6时3O分会见主席。”

　　毛住在距人民大会堂不远，专供高级官员们居住的一块与世隔绝的幽静的飞地中。我们通过一个精致的大门进去，然后汽车又开过了一个湖和几个庭院才到了会见地点。一个中国电视摄影组等候在那里。他们跟随我们穿过了几个房间，便来到毛的起居室。

　　我们进去时，81岁的毛正坐在一个扶手椅上。他由两位女服务员扶着站起来。这是我到中国后第一次同毛会见，从远处看上去，他的健康状况使我吃惊。当他张嘴向基辛格——按照官员职务大小，他是第一个进屋的人——表示欢迎时，只听到从喉咙里发出来的沙哑声音。

　　我是第二个进屋的。此时在较近地方看上去，主席的健康状况似乎好一些。他个子高大，皮肤有些黑，仍显得相当结实，握手时很有力量。他身穿一套做得很好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服装。他脚上穿着棕色短袜和一双白色胶底的黑色便鞋，这种鞋就是千百万普通中国人穿的那种。

　　基辛格向毛问安时，毛指着他的头说，“这一部分工作得还好。我能吃能睡。”又拍着双腿说，“这部分的活动不好，走起路来没有劲。我的肺部也有些毛病。”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总之，我不太好了。”然后笑着补充道，“我是供客人看的一个陈列品。”

　　我坐在基辛格的左边，基辛格坐在毛的左边。我环顾了一下房间，一面墙上装有拍电视用的照明灯。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本书法书。房间那边的几张桌子上放着一些某种型号的医用橡皮管和一只小氧气罐。

　　毛神态自若。他说，“我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邀请。”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袖竟说这样的话，使人吃惊。

　　基辛格笑着答道，“不要很快接受这种邀请。”

　　毛已不能有连贯性地讲话，他吃力地在一个拍纸本上写字，以使别人明白他的意思。他写后，站在他身边的两位女服务员便走过去看看他写的字，并试图判断他想说什么。毛写道，“我遵从Doctor的嘱咐。”用中国人使用的这个头衔称呼亨利·基辛格博士是语义双关的。

　　亨利点点头，然后转了话题说，“我非常重视我们的关系。毛举起一个拳头并把另一只手的小手指头也举起来，然后指着拳头说，“你们是这个。”又指着小手指头说，“我们是这个。”接着又说，“你们有原子弹，我们没有。”由于中国已拥有原子武器十几年，毛的意思显然是说，美国在军事上比中国强大。

　　“但中国说军事实力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基辛格说。“而我们有共同的对手。”

　　毛写出他的回答；他的一个助手拿过来给我们看。上面是用英文写的：YES.

　　主席和国务卿还谈到了台湾问题。毛说，这个问题会在“一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里获得解决。我断定，中国人这样讲是告诉外国人，他们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他们同性情急躁的西方人打交道时，是把时间和他们的忍耐修养当作他们的砝码的。

　　像邓和其他大多数革命领袖一样，毛也有出身乡下的背景，即便是在正式外交会谈当中也常常使用一些粗俗的语言，比如在谈到另外一个问题时，他形容美中关系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并不那么重要时，说它连“放狗屁”都不如，他的一位女助手忠实地把它译作“一个狗屁”。

　　这种词甚至在哈里·杜鲁门的粗俗词汇中也找不到。

　　会见在继续进行，毛看起来更有精神了，也更机敏了。他不时地打手势，把他的头从这边移到那边，好像谈话使他兴奋起来。他又提起上帝，他说，“上帝保佑你们，不保佑我们。上帝不喜欢我们，因为我是个好斗的军阀，一个共产党，他不喜欢我。他喜欢你们三个人。”他向基辛格、温斯顿·洛德和我点点头。

　　会见快结束时，毛把温斯顿和我也拉到会谈中来。“这位大使，”他对着我说，“处境不好。你为什么不来见我？”

　　“那将非常荣幸，”我答道，“但我怕你太忙。”

　　“噢，我不忙，”毛说，“我不管国内事务，我只读国际新闻。你一定要来见我。”

　　五个星期后福特总统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时，我又见到了毛，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那时，关于我即将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命已经宣布。基辛格会见毛后，我在同联络处官员谈话时提到了毛说要我去见他的事情，并说我可能争取见到他。他们的印象是，这只是毛的外交表示而已，因此，我就没再考虑这件事。然而，一年后——那时毛已去世了——当巴巴拉和我访华时，我向中国政府一位官员谈起毛主席的那句话。

　　“你应当按照你想的去做，”他告诉我。“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不是毛主席想那么做，他是从来不会发出那样的邀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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