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什自传(33)

三三

　　外国大使们不久便发觉，中国外交运用委婉的措词很有艺术。当你要求会见一位中国高级官员时，你可能被下列三种方式中的一种婉拒，而这三种方式都是很有礼貌的。

　　第一种方式，你可能被告知，这种会见“不方便”。这就是说，要等到地狱全部结冰才能见到那位官员。

　　第二种方式，你的要求可能“原则上”被接受。这意味着你不要着急。

　　第三种方式，你可能被通知说，会见是“可能的，但要稍等”。因为中国人的时间概念同没有耐性的西方人不一样，“稍等”可能意味着5至20年。

　　如同其他国家驻北京的大使们一样，我不久也发现，“中国城墙”远不止一种。拿起电话想要求与一位中国官员讨论某个国际问题是不可能的事。这里的规矩是：不必打电话找我们，我们会打电话通知你们的。

　　这堵“城墙”对刚到中国而很想了解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情况的人来说特别失望。如果外交意味着什么的话，它就是相互交往。但中国的官僚政治却不这样看。

　　举个例子说，我们抵达北京不久，一个美国医学专家组到中国进行访问。专家们对血蛭病或叫做血吸虫病的这种热带疾病很感兴趣。因为这种病在中国传播很广，专家们了解这种病情肯定是为了帮助中国。我起码作为美国大使是这么看的。

　　中国人热情地欢迎专家组，为他们特别安排了观光旅游日程和丰盛的宴会。专家们旅游观光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由于吃得好，体重日增，但这并不是他们来访的目的。他们可以看长城和故宫，但看不到他们到中国想看到的东西。只是在他们多次提出请求——最后抱怨时——中国官僚政治才被冲破，才允许美国人考察中国的血吸虫病。

　　就中国人而言，外国访问者只能了解他们的中国主人想让他们了解的东西。他们通常的做法是简单地限制访问者们去了解情况，但是有一个波将金式村庄那样的地方专供基辛格这样的特别访问者参观。

　　在基辛格一行五天的访问即将结束时，又安排了一个去苏州的旅行。苏州位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以刺绣闻名。我们所有人分乘两架由主人提供的英国三叉戟喷气机从北京起飞。美国联络处的林思·帕斯特一周前陪一个美国大学校长小组先于我们到达苏州。据他报告，苏州和北京一样，马路上挤满了自行车和运输车辆。

　　但当我们同基辛格一行到达苏州那天却不是这样，我们沿着幽静的马路行驶，没有车辆，没有行人。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曾陪一个新闻代表团访问过中国的比尔·巴克利有一次问他的陪同人员，人们都到哪儿去了？陪同人员反问，“你说什么？”“人，”比尔回答说，“你知道，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基辛格一行和布什的人员乘车行驶到苏州的主要大街时，我可以看到有大批人群挤在马路边上，站在路障后面。在我们访问期间，不管中国政府以什么理由清理街道，它都可怕地、甚至令人胆颤心惊地表明一个极权政府能够如何控制它的人民。

　　在苏州的一个公园里像波将金村庄那样的异常情景终于出现了，在那里我们看到一群群儿童在玩游戏、欢笑、唱歌，这显然是一个经过精心安排和设计好的场面。当我们回到车里时，公园里突然变得一片寂静，由此，我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场面结束了，孩子们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两天后，基辛格一行飞回华盛顿，联络处大院里的生活也恢复了正常。在我的前任戴维·布鲁斯时期，联络处的作用仅仅是作为美国的一个观察员和在北京外交界的一个联络点。他认为在美国和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正式关系的状况下，只能进行低调的工作。

　　基辛格显然同意这样做。当亨利得知我为了去北京而放弃到伦敦和巴黎出任大使时，他感到迷惑。他说，“你会不时有实质性工作可做的，但在多数情况下，你会感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厌倦。”他这样概括了我当联络处主任的职责。

　　考虑到中国当局对外交使团的限制，这种说法在“正常”的情况下可能被证明是真实的。但当我考察了工作的局限性和潜力后，我开始重新考虑联络处周围的所谓“正常”情况究竟如何。

　　联络处位于北京的使馆区，它的庭院使人想起20年代南加利福尼亚的建筑风格：那日落林荫道一半是西班牙式，一半是东方式。两名穿着绿色军装的人民解放军士兵守卫着大门。

　　在联络处有一座小楼是领事楼，它的旁边是主任官邸。官邸很明亮，楼下是会客室和餐厅，卧室在楼上。

　　主任官邸有六名工作人员——两名厨师，两名服务员，两名清洁女工。服务组组长王先生是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很和善，责任心很强。主厨孙先生是位烹任专家，据说是北京最有名的厨师之一。其他使馆没有这样幸运的条件。一位大使夫人经常向中国礼宾官员抱怨他们使馆里厨师的烹任水平如何差，中国人终于把那位厨师调走了——当然他们是不高兴这样做的。他们有好几周没新厨师来，使得大使夫人不得不下厨房。

　　在交通车辆方面，为主任提供的车是一辆克莱斯勒轿车，巴巴拉和我起初乘坐这部车。但不到一个月，我采取了第一个步骤来打破过去希望驻北京的美国使节所采取的模式。这不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但它有助于证明亨利认为我对新工作会感到厌倦的估计是错误的。

　　在中国时，我曾想，为什么不能像中国人那样到处走走？我妈妈到北京度圣诞节时，王先生告诉我，他的朋友们把巴巴拉和我称作“开路者，因为同中国人一样骑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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