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什自传(22)

二二

　　不要过河拆桥是妇孺皆知的。然而，在某种情况下，拆桥是有其原因的。辞去萨帕塔总裁之职使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向前——在新建的休斯敦第七区赢得议员席位，接着向华盛顿进军。

　　布斯特·惠亭顿是我在萨帕塔公司的同事，他不理解我着了什么魔。布斯特后来告诉一位记者说，他曾问道：“他究竟为什么放弃所有这些而要一个每年薪金18000美元左右的差事呢？”我的回答是：“我不能对我妻子解释这一点，所以我怎么能对你解释呢？”

　　实际上我不必向巴巴拉解释，她跟我一样关心着国内各种事情的发展，跟我一样感到我们有义务对已经给予我们很多的社会进行报答。

　　阿琳·史密斯是我们小家庭以外首先意识到1964年竞选参议员对我的生活哲理有着深刻影响的那些人中之一员。阿琳是我的秘书，后来进入我们的华盛顿班底。她告诉采访过布斯特的同一记者：当我与亚巴勒那次竞选后回到工作岗位时，“他再也无心赚钱了”。

　　这一观察恰到好处，虽是七口之家，你不会真对挣钱的重要性处之泰然。我和巴巴拉现在已有满满一家子人——乔治，杰伯，尼尔，马文，还有我们最小的多萝西。

　　同时，我们存了足够的钱来维持孩子们上学，而靠众议员的收人来生活。按照得克萨斯州石油大财团水平，我们不算富翁，然而，金钱已不再是我年轻时所认为的衡量成功的最后标准。年过40之后，我终于认识到还有其他重要途径来为孩子的将来着想。去华盛顿当一名国会议员即朝此方向迈出的一步。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得击败保守的民主党人弗兰克·布里斯科。布里斯科作为地区检察官两年前以三比一之优势再次当选。与此同时，我在新的第七区以八比五之优势击败亚巴勒而搬掉该选区的选举箱。这次竞选被认为是一次势均力敌的竞选。

　　吉姆·艾利逊是我的来自米德兰的一个密友，也是我所认识的最勤劳的人之一。他屈尊来为我组织竞选。哈里·特里利文没去他的国家公共关系广告社上班而编了一套宣传节目。当时几件大事是越南战争以及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里的一系列联邦开支项目。另一问题是州工作权利法。

　　我与竞选对手都支持政府的越南政策，都保证削减联邦开支，赞成工作权利法。

　　在一次候选人之间没有明显意识形态分歧的政治角逐中，投票人的取舍则决定于哪一位候选人在国会上更能代表该地区讲话。特里利文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性公共关系拥护者，他通过一张身穿衬衫、外套背在肩上的候选人照片，介绍我们将竞选重点放在“行动”这一思想上——把乔治·布什选进国会，看行动。这成了我们竞选的主题。但光是主题并不能赢得选举，除非在组织上能坚持到底。我们将“行动”这一思想运用于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每天工作完毕之后，总有无数自愿来敲门和按门铃的人挤满街坊邻里。

　　这是一次共和党关键性的全国中期选举。理查德·尼克松代表参众两院候选人跑遍全国，为其1968年竞选总统奠定基础。他来到休斯敦为我们的竞选揭开序幕。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杰里·福特10月中旬出面为我们筹集资金。这次竞选是对共和党在民主党人1964年取得压倒多数胜利后能否复出的一次考验，因而引起全国注目。

　　我们能够复出而且确实复出了。
　　乔治·布什轻而易举击败布里斯科
　　共和党赢得众院40个席位
　　——《休斯敦邮报》，1966年11月9日

　　如果这次投票有令人沮丧的地方，那就是纵使在黑人选区费了很大功夫，争取黑人选票还是惨败了。这既令人不解，又叫人泄气。我的竞选对手作为地区检察官受到社区黑人领袖批评，他的竞选活动竟然针对我资助一个黑人女子垒球队而大作文章。

　　我一直希望有一位共和党候选人能够打破民主党对这一地区黑人投票人的控制。作为一县的共和党主席，我已将我们党的资金存人一家黑人开的银行并在南得克萨斯州学院附近开了一个有全日工作人员的共和党办事处，该校是州里主要黑人学院之一。在竞选国会议员过程中，我谈到了这样一种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即不仅在地方黑人领袖方面而且在一位交往时间颇长的朋友比尔·德伦特方面取得突破。1948年比尔·德伦特是一位主管黑人学院联合基金会的全国领导人，我当时在耶鲁校园领导黑人学院联合基金会运动。

　　林肯的党既应拥有也应吸引越来越多的黑人给予支持和参加进来。这在1966年似乎很重要。在80年代依然如此。黑人作为直接选举投票人，民主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情况对他们并不是最有利，对我们的政治体制也并不是最有利。

　　公民权住房不受歧视法案于1968年4月提到众院，而当时全国仍受着小马丁·路德·金惨遭暗杀的创伤。这是在国会四年中我投票赞成的最有争议的法案。我的行政助手露丝·扎玛丽亚每天都向我报告邮件数。该地区的信件以压倒之势反对这一法案。在我投票赞成该法案后，邮件越来越多了，而且越来越恶劣。恐吓不仅冲着我而来，而且还对准了我身边的工作人员。

　　单独付诸笔端的答复不会使该区反对住房不受歧视法案的人们满意。这一问题感情色彩很浓，不得不面对面地说清楚。

　　投票一周后。我乘飞机回家，参加在该区西部纪念堂举行的一次集会。屋里的人挤得满满的。从介绍我时场上发出的各种怪声来看，这里面也是沸沸扬扬，群情激昂。另一位发言者为会议定了调子，他预言住房不受歧视法案“将使政府控制私有财产，那是共产分子的首要目标”。

　　会场一静下来，我就开始发言，开场白的主题是爱德蒙·伯克对自由社会中立法者的作用下的定义。“你们的代表不仅将其勤劳而且将其是非曲直判断力归功于你们，”伯克写道，“他若隐没自己独到的见解而盲从于你们的观点，那就不是为你们行事，而是背叛了你们。”

　　这一段话道出了我对自己作为他们的众议员这一职务的看法，但还有一点要申明，不管我的清一色的白人听众是否同意。这跟下列一点有关：住房不受歧视法案应获得他们的支持，也应得到我的支持。

　　我提醒他们，甚至在我们聚集一堂时，美国黑人却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及生活方式而正在越南战斗。从越南回来的一位美国黑人勇士反而被剥夺我们美国白人享有的自由，他们对此感受如何呢？

　　“一个人不应因为是黑人或者讲话带拉丁美洲口音而吃闭门羹，”我说，“不管怎样，这似乎是基本原则。”我总起来说：住房不受歧视给了那些“因习惯和歧视而被拒之门外”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线希望。

　　我说话的当儿，那些因我被引荐而向我发出的致意尖叫声停止了，观众似乎安静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能得到某种暗示。怎样使一次演讲被人接受，而那天晚上，我一直到结束也没观察出什么东西。

　　我讲完后，向前望了望一排排表情沉静的面孔，接着转过头向节目主持人表示谢意。就在这时，掌声四起，并且声音越来越大，直到有人站起来热烈欢呼。在这以前发生的所有煞风景之事似乎烟消云散了，我感觉到某种异样的事情发生了：在场的有些人——不是全部，而是有些人——心里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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