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什自传(23)

二三

　　20多年后我能毫不虚假地说，无论是在以前或以后的公务活动中，我都没有体验过什么事情比得上那天晚上我回家时的那种心情。

　　1966年华盛顿出现了首次当选的众议员。当时我国在东南亚正陷入困境，国内各城市因种族冲突而被搞得支离破碎。两年前林登·约翰逊处于权力顶峰，现在他的影响正逐渐消失。

　　这不只是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获胜。总统也在渐渐失去对自己党内成员的控制。政治形势在发生大变化。国会山及其他地方的民主党人逐渐成为总统越南政策强烈的批评者；而绝大多数共和党人却仍是该政策坚定的捍卫者，在参院由埃菲里特·杜克森领导，在众院由杰里·福特领导。

　　林登·约翰逊用了一句话来描述抛弃他的那些民主党人。他说他们已“将他们的驴都涂成白色，然后让它们跟着羚羊一块跑”。

　　一位在越南问题上支持林登·约翰逊的民主党人——虽然他不赞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是密西西比的G·V·（松尼）蒙哥马利。虽然政治观点完全相左，但我与松尼在众院共事的第一年就成了挚友。

　　大多数首任众议员去华盛顿时都带了宏伟蓝图，为救国而乐于制订新的法律，施行大胆的计划。然而作为众议院一名新手，你只是435名立法者中之———加上参议员是535名——而且处于等级的最底层。你的地区选民与其说对你载入《国会记录》中的一分钟外交政策发言感兴趣，毋宁说对你如何有效地清除那种维系着他们津贴支票或小型工业行政拨款的官样文章感兴趣，这也是因为你作为一名新手，在制订外交政策方面没什么可做的。

　　简言之，在国会工作方式方面你有很多要学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在一个像众议院这么大的立法机构里，你就得期望在这里呆的时间最长的那些人——众议院领导——指点你。。

　　在松尼的情况下，当时民主党领导是议长约翰·麦戈马克和多数派领袖卡尔·艾伯特。在我的情况下——以及在我的共和党密友威斯康星州的比尔·斯泰格尔、北达科塔州的汤姆·克莱普和阿肯色州的约翰·保罗·哈默施密特的情况下——我们指望少数派领袖杰里·福特及少数派副领袖梅尔。莱尔德。

　　这些众院领导人——麦戈马克、艾伯特、福特及莱尔德——懂得在自由立法机构里领导的四原则：

　　一、不管在一个问题上的斗争多么激烈。绝对不要个人化。不要说或不要做任何会在另一个时间另一问题上返回来缠住你的事。

　　二、做你所熟悉的事情。你若不知所云，你就无法指导人家。在以后的年月里，不管什么时候我听到谁稍稍评价福特总统对问题的洞察力，我都会指出，在国会四年中，我从没遇到过任何人能比当众院共和党领袖的杰里·福特对未决法规之细微末节掌握得更清楚。

　　三、美国立法程序是一种平等互让。用你作为领导人的力量去劝说别人，而不是去吓唬人家。很有意义的是，历年来两党的立法领导人一直是并不偏好于狂喊胡吹的人。

　　四、照顾到你同事的需要，即使他们在级别上处干最底层。

　　有一位众院领导人，我总是与这一点联系起来记着他，他就是威尔伯·米尔斯。作为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是我两任众议员期间最有力量的众议院成员之一。我虽是一个新手，还是要我填补了共和党在筹款委员会的空缺，我开始将民主党主席尊为称职的国会领袖之典范。

　　威尔伯是一位管理能手，它使委员会正常运行。他们都不去国外旅游——对他来说，他们全是些“僵化之徒”，他认为，就在华盛顿我们在的地方，我们是有事可做的。他精通本行即税法，这方面知识相当丰富。他只要开口讲话，同事们就洗耳恭听，受益匪浅。然而，最了不起的则是他待人接物从夹都是有礼有节，富有魅力，他是一位不是通过欺诈手段，而是通过耐心工作达成一致来达到其工作目的的领导人。

　　无论何时举行听证会，我与我的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同仁巴伯·科纳布尔都会出席并坐在会议桌的最末端。我记不清我们参加了多少次听证会。那些年各种法案与提案搅在一起，难以辨别。但有一件事仍记忆犹新，即不管时间多么晚，主席总不会宣布散会，直到最年轻、级别最低的成员有机会向听证人提问。

　　筹款委员会里举行的大多数听证会是技术性的，所以引不起新闻界多大注意。这并没使我的新闻秘书佩蒂·罗素的工作变得轻松。然而，有一次我们就一个法案举行的听证会吸引了一位大有名气的听证人，即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头儿沃尔特·路德。

　　这次听证会一直开到下午，该委员会大多数其他成员提问后就走了。路德说了许多他得说的话。他要赶飞机，但屋里还有记者。米尔斯主席看我坐在会议桌的末端，他说他理解这位听证人的时间有限，但“我相信布什先生有些问题要问问你”。

　　威尔伯没有忘记做一名新任的众议员会是什么情形，也没忘记我让休斯敦的选民知道我已在这一职位上该有多么重要。同时，他知道我不会忘记他要使我有机会向可以制造新闻的听证人提问。

　　这就是我所记得的处于巅峰状态的威尔伯。后来他经受了对其个人的严峻考验，他被人取笑，像酒鬼一样成为人们的笑柄。然而在信誉上，他在从那种痛楚里恢复过来的过程中，显示了与其在国会山权力中心纵横捭阖时一样的力量与个性。

　　我在国会那些年对威尔伯·米尔斯十分尊敬，20年后我仍然如此。

　　我是一个善于倾听的人。这不是吹牛，这是我年轻时自己学到的一点东西。我来到华盛顿后，这一点更趋完善。像大多数从政的人一样，我喜欢听自己发表见解，但我喜欢吸收他人之见，特别是当这一观点出自一位思想敏锐、分析能力很强或富于创新精神的人之时。

　　比尔·斯泰格尔就是这种人。比尔28岁就当上了国会议员，是最年轻的议员之一，但他机敏过人，对种种事物之要旨都能心领神会，而且他治学笃诚，一切都依逻辑行事——即使这样做与华盛顿圈子里的高谈阔论或耍小聪明之风背道而驰。

　　比尔及珍妮特·斯泰格尔与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及其妻子玛朋·安，是我与巴巴拉在我们家院子里举行的星期天非正式户外宴会上的常客，我们那个家位于华盛顿西北的希尔布鲁克大道，当时是通过电话而没有去看看就从即将退休的米尔沃德·辛普森参议员（即现任阿兰·辛普森参议员之父）那儿买下来的。老米尔沃德很会做买卖，我们不到两年卖掉这所房子时就吃了亏——一我们可能是在华盛顿繁荣的不动产市场上唯一出过这种名的人。

　　我们后来搬到了帕里赛地大道，对我们全家各种需求来讲这可说是个理想之家，地址也不错。家里很舒适，孩子上学也方便。

　　举行户外宴会是我和巴巴拉以及孩子们早在休斯敦时就已保持的一种生活方式。乔治20岁，但其他孩子连青春期都还没到：杰布13岁，尼尔刚过12岁，马文10岁，最小的多萝西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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