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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梦寐以求当明星

  1939年时,用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总统的话说,1/3的美国人“居住条件恶劣,穿着很差,营养不良”,其余2/3的人也只能在美国经济大萧条和全球即将卷入战争的阴影中勉强求生。纳粹分子于1939年征服波兰,但希特勒迅即向世界保证:他无意进一步扩张。他说他感兴趣的只是他的画架和艺术家生涯。“我想成为伟大的油画家,一旦我的德国规划实现,我就立即从事绘画。”

  于是美国人心情宽慰地去逛纽约世界博览会,欣赏电台播送的“阿莫斯和安迪”,给孩子们买关于超人的连环漫画。他们聆听约翰·卢·刘易斯关于煤矿工会运动的演说,阅读20世纪30年代最引人入胜的社会文献——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他们涌进影院去看好莱坞鼎盛时期摄制的一些影片《乱世佳人》、<呼啸山庄》、《黑暗的胜利》和《再见,奇普斯先生》。

  1939年,暴徒艾尔·卡彭因逃税服刑6年后被释放出狱,而喜剧演员杰克·本尼则因替其妻将价值100万美元的珠宝走私到美国被判刑。

  在芝加哥,伊迪丝·戴维斯正在为他丈夫的12岁儿子理查德从加利福尼亚的到来做着准备。理查德由于母亲故去才搬来与戴维斯夫妇同住。伊迪丝按照戴维斯医生的意愿,立刻给小理查德报考了男子拉丁学校。这是使他今后能像父亲一样成为医生所必要的第一步。

  这一年,伊迪丝因南希在卡西诺俱乐部初次露面,而使她达到了社交的顶峰。由于伊迪丝坚持不懈的努力,她已为自己和丈夫在芝加哥树立了社交形象。12月28日,她将正式把女儿介绍给社交界,从而把这一荣誉传给女儿。

  那年秋天,南希考入史密斯学院。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所文科女生寄宿学院,也是以大常青藤联合会而著称的七所名牌姐妹学校之一。

  南希一心想当演员,但她并不是因为这所学院的戏剧系而选中它的,它根本没有戏剧系。更确切地说,她进这个学校是由于她的父母认为,从社会地位上来说这是一所恰当的学校,能使她接触到该接触的人。作为七所姐妹学校中最大的一所学校,它也最有可能接受南希,因为南希的成绩还不够入瓦萨、韦尔斯利和拉德克利夫这些学校。

  “要知道,这是经济大萧条时期,又是战争的前夕,所以入学条件不那么苛刻,”南希的一个史密斯学院的同学玛丽·安·吉塔说,“只要你能筹足500美元的学费和500美元的食宿费,又是一个所谓的‘上大学的材料’,你就上成了。如果你不是上大学的材料,你就干脆死了这个念头,到小杂货店里去干活……南希没有办傻事,比如去上派因·马诺尔、斯威特·布里亚尔或者康涅狄格大校那种无聊的仪表进修学校。她希望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所以她上了史密斯学院。”

  “我们上史密斯学院的人,大部分都被认为是属于社会1/10的最上层,”另外一个同学萨利·加文·西伊说,“南希有钱,我记得她每月零用钱是100美元,而我一周才有1美元。但她来自中西部,没有任何家庭背景。我的言谈或许会有可怕的势利小人之嫌,但是按新英格兰的标准,南希没有文化,没有社会地位。她没有背景……我们都知道她极想登台表演,因为她动不动就提及沃尔特大叔、扎苏·皮茨和阿拉·纳齐莫娃这些名字,她也的确熟悉这些人物。舞台虽有魅力,可是它并不那么合乎礼俗(像它应是的那样),如果你明白我所指的是什么的话。”

  南希对大学文凭并不在意。她想去剧院工作并尽快成为明星。戴维斯医生夫妇则希望她取得有声誉的常青藤联合会的凭证,即史密斯学院将授予的学位。作为一个顺从的女儿,她答应了。

  “我的父母希望我择职前能够大学毕业,”她说,“我非常渴望获得舞台经验,甚至在修完史密斯学院第二年学业后就想辍学,但是我还是按父母的意愿做了,而且现在我很高兴。当时我简直无法设想如何在学校里度过四年。”

  南希于1939年秋来到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的校园后被分配到塔尔博特宿舍。她与琼·韦斯科特同室。琼是南希的一个有钱的芝加哥朋友,原来是女子拉丁学校的,也住在东湖滨大道。

  学校没有女生联谊会,按照其创始人索菲娅·史密斯遗嘱所要求的“村舍制”管理。所有大学生都住在校内指定的宿舍里,每一宿舍不超过70人。除了参加课外活动的人以外,社交活动大多在学生宿舍内进行。就餐也在宿舍里,由穿制服的女仆侍应,晚餐通常都非常正式。

  南希·戴维斯是528名一年级学生中的一名。她们大多数都是中上层实业家的女儿,51位父亲是医生,42位父亲是律师,11位父亲是银行家。南希班上的女生们大多是圣公会会员,她们的母亲料理家务。伊迪丝·戴维斯是几个有职业的母亲中的一个,而且是惟一从事广播连续剧的。

  这些将于1943年毕业的一年级学生有着广泛的兴趣,最普遍的是社会服务、教书和新闻工作。几个女生想搞写作,三个愿意从事外交。还有几个选择了雕塑、矿物学、建筑学、时装设计和地质学。但是仅有一人决心成为演员。

  “我们当中有些人曾谈论过去纽约弄套公寓尝试演戏,可是最后我母亲不准我做这种事情,”1943班级的简·厄珀姆·索特说。

  “那时是不会得到赞同的,”另一个同班同学哈森·沃德·赫斯特说,“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有过禁令。你知道……‘沃辛顿夫人,不要让你的女儿去演戏’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曾有机会在新泽西州的夏季剧团里工作,还有一连串好角色,可是我父亲不同意,”安·蒂尔·布雷德利说,“当时剧团里有很多搞同性恋的人,但是那时你不能谈论她们——这是不宜议论的一个题目——我父亲竭力反对我与那种人交往。他认为她们身心不健全……我想,南希的父母则认为她能掌握自己。”

  在史密斯学院全是女生的环境中,同性恋是一种谁都不公开说的生活现实。但是,那里人们还是在交头接耳地议论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报纸女继承人亨里埃塔·宾厄姆,她为了搞同性恋,一年级时就同她的英国老师米纳·柯尔斯坦私奔去了英国。

  “关于那种女孩子有不少谣言,但只不过是语言而已,”安·蒂尔·布雷德利说,“这是一种秘而不宣的事。某人突然退学了,或者离去,或者自杀了等等,后来人们才了解,她原来是同性恋者。但这种情况确实很少,非常非常少。”

  别的同学还记得,同性恋当时在校园里很普遍。“像在别的女校一样,在史密斯学院同性恋也很多,”巴巴拉·巴伦斯韦格·威尔克说,“那时,这种事不是谁都谈论的,而且大都是不公开的,但那确实是女人迷恋女人的一段时期。”

  “它(同性恋)是一种悲剧性的现象,而且当时也是非常令人反感的。”朱丽叶·哈维·格斯里说。

  后来,史密斯学院和其他几个女子学院的学生用“四年的同性恋者”这一术语来形容那些承认自己在大学是同性恋者,或上学时和最要好的朋友搞同性恋,而毕业后对男人感兴趣,结了婚,生了孩子的人。

  “南希和我在史密斯上学时,揉背、拉手以及紧紧拥抱最好的朋友这类事很多,但这些都是天真无邪的,”萨利·加文·西伊说,“现在,我认为我们班没有什么真正的同性恋关系,可是当时,我不那么有把握。”

  即使如此,南希·戴维斯和一个后来公开承认是同性恋者的同学之间发展了秘密而又浪漫的“至交”关系。这个同性恋同学专心致志于演戏,在校园里也很出名。巴巴拉·巴伦斯韦格·威尔克说,“她们曾在一起度过好长一段时间。”

  “她们都非常醉心于戏剧,”玛丽·希尔德·迪克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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