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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


  如果说觉得自己还有用,对于莫妮卡来说是一种安慰,那么更大的安慰来自那些如雪片般飞来的信件,百分之七十的信件中里面写满了同情。但是法律禁止她给那些祝福者回信。其中一封特别的信吸引了她的目光,这是一个女演员写来的,她叫雪莉·丹苏克,住在纽约。她也被独立律师的工作组找过,也很担心,不知道该做什么。她说她不是和总统谈恋爱,而是和其他名人有过违法的关系。她想知道莫妮卡的律师比尔·金斯堡是不是也愿意帮助她。一开始,莫妮卡和她妈妈都认为,这个女演员是想通过雇佣目前美国最炙手可热的律师——金斯堡——来出名。

  然而几周后,三月上旬的一天,莫妮卡又收到了丹苏克女士寄来的一封信,里面附了一张斯塔尔发出的传票的复印件。莫妮卡为自己的误会感到对不起她,不顾母亲的反对,她把这封信转交给了她的律师纳瑟尼尔·斯派兹,后者把它交给了一个在华盛顿的律师朋友基思·沃特斯。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就像一个复仇女神一样,特里普一直想要故意刺痛莫妮卡。1月份丑闻爆发后,特里普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穿着莫妮卡送给她的一件外套。而7月,她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时候,她带着一个莫妮卡送给她的盗版的Chanel的手袋。10月,就在莫妮卡宣布接受电视访问不久,特里普还接触了这个节目的制作人,试图获得她自己的出镜机会。

  几乎同时,莫妮卡遭遇了两个剧烈打击,这让她的精神彻底掉到了谷底。第一个是她看到贝亚尼·内尔维斯,克林顿总统身边的干事第二次被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她震惊地看到他系着她第一次送给总统的领带。她立刻想到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总统要求“内尔”系上自己的领带,为了给莫妮卡一个信号,让她不要放弃对自己的支持;另一个是总统根本不在乎她,把她送的礼物随便给别人。而她悲观地相信后者更为可能。

  第二个打击发生在几天之后,用心更为险恶。她的发型师伊什米尔·戴米尔打她电话,告诉她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前不久,莫妮卡去他那里把头发剪短时,尾随的记者和摄影师,透过发型沙龙的玻璃拍到了她和她的发型师,这件事让伊什米尔突然名声大噪。琳达·特里普找了他,她用化名和他的托卡沙龙签订做发型的协议。所以他必须跟她接触,不然她就能投诉他破坏协议。莫妮卡的律师听说了特里普也去了,他建议莫妮卡不能再用这个她很中意的发型师了,以免把他牵涉到这个案子中来。这件事看上去似乎非常细小琐碎,但是对于莫妮卡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觉得伊什米尔是那个快乐的过去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似乎世界上每一样原本属于她的东西,现在都属于别人了,属于那些新闻记者,属于那些审判员。

  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就像一个复仇女神一样,特里普一直想要故意刺痛莫妮卡。1月份丑闻爆发后,特里普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穿着莫妮卡送给她的一件外套。而7月,她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时候,她带着一个盗版的Chanel的手袋,那是莫妮卡跟着国防部去韩国出差的时候,给她带回来的。最近,1998年10月,就在莫妮卡宣布她将接受电视访问不久,特里普还接触了这个节目的制作人,试图获得她自己的出镜机会。

  5月12日,星期四的晚上,还在为那些事情烦恼的莫妮卡,和她的律师团一起去华盛顿的山姆·哈利牛排店吃晚饭,基思·沃特斯和他们一同去,他当时在帮雪莉·丹苏克打官司。当他们大快朵颐的时候,纳瑟尼尔·斯派兹神秘地俯身告诉莫妮卡,丹苏克是“Janedoenumber7”,葆拉·琼斯案中排在她下面的那个女孩。

  这个消息对于莫妮卡来说,简直就是噩梦成真。这意味着总统在和她交往的同时还和别的女人有染。她被愚弄了。莫妮卡冲进洗手间,不可抑制地呜咽了起来。“如果有一个janedoenumber7,”她说,“那么就是说他对我讲过的每句话都是废话,对他来说,我什么都不是,这整整两年的关系只是一场闹剧。在经历了那么多痛苦忧虑,冒了那么多险以后,我还要被这些念头折磨。我想也许他更在乎她,更喜欢她,他们上过床,他甚至可能会说爱她。”

  泪流满面的她回到餐厅,要求回家。但是那些律师们还没吃完,不愿意走。金斯堡还粗暴地叫这个哭泣的女孩不要丢人现眼。她伤心地坐在那里,决心结束这一切:她觉得自己已经彻底走到了路的尽头。“我决定回家自杀,我受够了。”

  当她回到公寓,她犹豫着是服药还是割腕。她思考着这两个选择,打电话给她的医生苏珊。“我当时很歇斯底里,是她救了我。我从来没有和死亡那么接近过,我不知道怎么再走下去,她让我平静了下来。在那一刻,我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是她把我拉了回来。”

  “对美国总统那份没有回报的爱情,把我逼到了自杀的边缘。我觉得我的生活结束了,我感觉不到自己还剩下什么。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呢?什么都没有。”

  和苏珊医生通完电话,莫妮卡上床睡了。第二天早晨,当她醒过来的时候,她对生活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她现在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能走过去。可能她仍然会被什么事情打到,但是她永远不会被压垮,这是她人生的转折点。此外,这件事或多或少有了一个好结局,后来她知道雪莉·丹苏克被错误传唤了,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Janedoenumber7”。莫妮卡差点因为这个错误而丧命。

  然而,有一次,她没机会思考。两个月之后,这个“水门囚犯”被允许见第一个访客,她最好的朋友、刚刚出庭作证的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莫妮卡哀求她的律师让她俩见见面。律师们对见面引起的法律后果很是担心,不过最后他们还是让步了,只是要求莫妮卡严格遵照他们的要求,不能谈论任何有关这个案子的问题。莫妮卡在非常焦虑的期待下,度过凯瑟琳来之前的日子,她不知道经过5月17日在大陪审团前的那场折磨后,她的朋友是不是还想见她。她完全不必担心。

  担心房间里装有窃听器,她们就在水门公寓的会议室见面。这次重逢充满感情,两个女孩都不确定对方会如何。凯瑟琳担心莫妮卡会认为自己背叛了她,因为她被迫当了证人。而莫妮卡的焦虑是因为她想不起来自己以前在和特里普的闲聊中,有没有对好朋友发什么谬论。如果有的话,当然也会被特里普录下来,成为斯塔尔的证据。

  凯瑟琳还能生动地回忆起那次见面的情景,“第一眼见到对方,我们就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哭着互相拥抱,谈到了我们的感情,我们和媒体打交道的体验,等等。我们都对为什么媒体抓着她不放而表示诧异,我们嘲笑了这一切有多么荒谬。”

  对莫妮卡来说:“那天看见凯瑟琳,令我精神为之振奋。我那时知道,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我的朋友,还有一点真正的我,还有一个依然深爱着那个真正的莫妮卡的人。如果说苏珊医生保存了我的物理生命,那么凯瑟琳就拯救了我的灵魂。从那天起,我知道我能生存下来。”

  当第二天清晨,莫妮卡醒来,发现自己的脸很痛。她意识到她看到朋友的时候,笑得太多了,两腮的肌肉就疼起来了。这是两个月以来,她真正为一件事情微笑。

  四月带来眼泪,也带来更多的微笑。眼泪是因为偶然想起,她无法去纽约参加母亲和彼得·斯特劳斯的婚礼。她清楚,如果她这么做,就会把一个典礼弄成媒体“水虎鱼池”的喂食时间,也会毁了玛西娅和彼得的特殊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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