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的故事(80)

八〇

　　在莫妮卡成为头版新闻人物的这一个月中，莱温斯基家中的秩序大乱，她的父母都很严肃地考虑过自杀问题，而她的弟弟迈克尔把麻烦都憋在了心中，“我背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无论我遇到什么，我都把它扔进我身后的背包中。”他简单地说。至于她的朋友们，凡是与她通过电话的人都接到了调查通知，甚至把他们所知道的所有事情，全盘招供了。

　　当斯塔尔的调查员胁迫她的弟弟，骚扰她的父亲，把她母亲逼到崩溃的境地，这一切莫妮卡被迫袖手旁观。而她也不得不无助地看着Oic把她的朋友们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这对于她来说，真是可怕的时光。他们拿走总统送她的礼物，念她的私人邮件，听她最毫无防备的隐私的对话，调查她的读书目录，搜查她的住处。现在，他们不满足利用母女关系，还想考验她和朋友们的友情。

　　每天，她和她的母亲都会坐在电视机前，看着那些她们关心的好朋友——例如贝蒂·科林斯——被传唤到法院，每次看到这样的景象，她们都心中刺痛。她没办法知道谁接到了电话，也不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更不知道他们怎么看待丑闻中的她。作为一个天然的悲观主义者，她认为他们都会轻视她，因为她投入的这场恋爱，因为她差点让总统下台，更因为她把他们牵连进了这团混乱中。

　　她母亲这样描述她们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等着坏消息的场景，“莫妮卡把电视调到新闻频道，然后坐下来盯着屏幕。一辆车门打开了，开始你看不清出来的是谁，当他们走近的时候，摄像机会推上去，可能你看到的是一个金发女人的脸，莫妮卡就开始哭，‘哦，上帝啊，是阿希莉。’无论是谁，她都会泪流满面。他们成天跟踪她已经很过分了，她最不能忍受的是，还要看着朋友们一个个被传唤去受审。而他们的惟一罪行就是没有拒绝听她的倾诉。”

　　讽刺的是，就在莫妮卡感到对不起内莎、凯瑟琳、阿希莉和其他朋友的时候，她们也同样觉得被迫供出朋友的隐私是一件很肮脏的事情，同时也明白他们的证词可能会把她送进监狱。在结束庭训之后，有几个朋友通过他们的律师向莫妮卡传达了她们对她的爱和支持，这是这片悲哀的海洋中仅有的安慰了。

　　内莎是她知己中第一个告诉全世界，莫妮卡拿总统的一根雪茄干了什么。内莎记得，“我出庭作证的某个时刻，突然出了一身汗。我意识到自己在对着一屋子的陌生人讲自己朋友的事情，而那些人因为她和总统发生了性关系就想定她的罪。”

　　内莎、阿希莉、黛布拉和其他很多人被迫如实说出他们和莫妮卡私下交谈的内容，顾不得那些是不是对她有害。对于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来说，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她那时住在东京。她不仅接到了一张传票，连她在五角大楼工作时用来和莫妮卡互发邮件的那台电脑都被要求检查。3月中旬，当FBI探员正在努力搜寻她电脑硬盘中的内容时，凯瑟琳也从东京飞到了华盛顿。17日，她必须在大陪审团面前提供证词。她发现这个经历是一次让人难堪的羞辱。“简直糟透了。我不是一个假正经的女人，但是在莫妮卡的性关系这个问题上，他们也问得太详细了。我觉得回答这些问题，就是冒犯了她。我觉得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谈论另一个女人是不对的，令人厌恶的。”

　　“更坏的是，我感觉他们在利用我抓她的漏洞，迫使她顺服，证明她在书面陈述中撒了谎。那太可怕了。他们想起诉她，让她告总统的密。在法庭上有一刻，我想，‘天哪，我在这儿帮这些人扳倒美国总统。’”

　　就好像冒犯别人是一件很绅士的事一样，Oic探员打印出了她电脑里所有的邮件，不管对于这个案子是否合适。然而这些对斯塔尔的调查没有丝毫帮助，因为之前她已经删掉了部分

　　信息。很幸运，凯瑟琳聪明地保存了那些莫妮卡提到维农·乔丹和找工作的信件。这些信件表明，在葆拉·琼斯案把莫妮卡牵涉进来之前，乔丹律师就已经在帮她找工作了。不可原谅的是，斯塔尔手下的调查员无视凯瑟琳和她律师的抗议，把她的一些有关家人的私人信件公开了，其中有些写到她对丈夫克里斯的感觉。后者在特别调查官的国会报告中也有提到。

　　这件事情对凯瑟琳是毁坏性的打击，“我一生当中从未如此愤怒。”她说，“把你的私人情感向全世界公开和朗读，简直令人发指。我发现很难处理这个问题，我恨政府，恨他们在这个案子中对人们所作的一切。上次我说服自己参加投票。因为我父亲是英国人，所以我正郑重考虑是否要放弃美国国籍。”克里斯是一家企业的主管，他也强烈感觉到他们的隐私被“无耻地”侵犯了。“我们在这场闹剧里纯粹是次要人物，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我们的公民权利被这些奇怪的政治程序践踏了。”

　　有趣的是，通过莫妮卡、凯瑟琳和其他人的经历，全世界使用电脑的人都从斯塔尔调查中学会了，“老大哥”在监视着一切。现在，许多公司教导员工写机密邮件时要当心，好像有人正站在你背后看你写的东西。

　　所有被迫踏入“斯塔尔王国”的人都很快看到美国梦的黑暗一面，这非常重要。莫妮卡的朋友们都是有着自由意志的、守法、富裕的中产阶级白人。他们都开始了解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政府、司法部和媒体有着无节制的权力。举个例子，玛西娅·刘易斯通过她的朋友比尔·马丁——她坚定的非裔美国律师——了解了另一半人的生活。他们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每天都要面对种族主义的镇压，尤其是针对黑人的。“当我和比尔一起在附近散步的时候，有人上来拥抱我，对我说‘你是我们中的一员。’”她清楚记得那些人既不是媒体，也不是富裕的美国人，而是这个社会的另外一些受害者。

　　事实上，从1月21日，事件爆发以后，莫妮卡就是一个主要牺牲者，她好像被流放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由丹·拉瑟统治的静止而黑暗的世界。每天早上8点左右起床，拿半个百吉饼、一份奶油芝士和一杯咖啡当早餐。看CNN的新闻或者在父亲的电脑上上网，生怕错过了有关她的任何消息。

　　中午，在吃“体重控制者”的“瘦身特餐”午饭前，她会一边踩着锻炼的单车，一边把电视调到法制节目《真相重担》，这个节目在这段时间一直关注着斯塔尔调查的进展。“我没有耐心看报纸，我集中不了注意力。很多时候，我想着这个案子，觉得很迷惑。我就好像上了一个法律速成班。”

　　晚上，她不停地换着电视台，看着一些类似于《拉里·金现场》、《Geraldo》等节目，那些节目持续报道一些最新的法律事件，只有她能看懂其中的重要性。她的新生活方式是一种多余的受虐心态，也反映了她的性格，她想要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想惩戒自己，因为她不得不无助地看着自己的生活被一点点撕碎。

　　每天这样寻找着有关的信息，她常常能听到电视专家诋毁她的生活方式、她的衣服和她的品德。“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个伤心、可悲的失败者，喜欢出风头，弄出了一段跟总统的不光彩关系。”当然，如果莫妮卡不去注意她的法律小组在做什么事情，不去看电视，她可能不会那么痛苦和烦恼，但是，这不是她的处世方式。从三月中旬开始，她会去市区内特·司贝斯的办公室，帮忙整理和调查有关案情的资料，就像一个治疗专家在对付一个重病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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