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的故事(79)

七九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这场丑闻还能让人得到什么的话，那就是让父亲和女儿再度亲密地在一起，过去几年中，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隐藏着一些误解和矛盾。莫妮卡认识到，“我爸爸那么支持我，这真是太好了。”同样，他们也知道，要完全修复他们的关系，还要作很多努力。

　　对于玛西娅·刘易斯来说，有些事情再也不会回到从前了。2月上旬在大陪审团四号房间作证的经历，是她记忆中的一个伤痕。她知道自己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把女儿送进监狱。当她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好像来到了灵魂中最黑暗恐怖的角落。她很困难地讲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证言，费力地吞咽着空气，好像潜入了深海中一个不可测的洞穴。

　　玛西娅已经彻底输掉了避免出庭作证的战争，她觉得自己好像行走在一条语言的雷区。她竭尽全力不伤害女儿，但是知道自己必须说实话。举个例子，如果检察官问她那条沾染了精液的蓝色裙子在哪里，她只能——同时她也知道，远在洛杉矶的莫妮卡会在电视上看到自己，就像那天在丽池卡特宾馆的1012号房间里激发莫妮卡斗志一样，她现在也想让莫妮卡明白，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出庭作证，也是可能的。

　　第一天，她对付过去了。但是第二天，2月11日，到达法院之前，她已经惴惴不安。早上，她就读到一条恶意的评论，里面说她在某方面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贝弗利山庄“攀岩者”，积极鼓励女儿和总统发生关系。其实，她花了两年痛苦的时光，来劝说莫妮卡结束这段关系。

　　第二天的反复诘问中，她被问到她祖母巴布什卡的家庭昵称“巴巴”，这个绰号曾经被莫妮卡用来称呼希拉里·克林顿。听到这里，玛西娅崩溃了。她解释自己的反应说，“这些人攻击了我整个家族，对我来说，家人是这个世界上我最重要的东西。他们跟踪我的姐姐、我的儿女和我。现在检察官居然提到我已经去世26年的祖母，我小的时候，父亲死了，母亲要出去工作，是我的祖母带大了我。

　　“他居然敢在这个邪恶的地方提到我祖母的名字，这太过分了。我想，他们不可能用一纸传票把我死去的祖母召到法庭上来，那么他们还能干什么？去把她从坟墓里挖出来？我害怕如果我从法庭上一走了之，他们会逮捕我，所以我垂下头开始大哭起来。你必须在23个陌生的陪审团成员面前讲话，讲那些有关你和你家庭的最隐私的事情。你家里再也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拿出来摊在这些陌生人面前了。”

　　听讼会被迫中断，玛西娅拒绝斯塔尔手下的检察官碰她，她认为是他们造成了她家庭的种种麻烦。只有当她的律师比尔·马丁走进法院的时候，她才有一点反应。他轻轻地把她搀到洗手间，在那里，她歇斯底里发作了一通，最后虚脱倒在了地板上。

　　恢复平静之后，她离开了法院。比尔·马丁对聚集在外的媒体说，“没有一个母亲会被要求控告自己的女儿。”后来，玛西娅去巴尔的摩看了一个精神病专家，尼尔·布朗伯格。就算仅仅是为了感谢比尔·马丁的关心，玛西娅也要努力让自己尽快从这次创伤中恢复过来，比尔不只把她当作自己的委托人，而是当作一个真正的人。他成功说服权威人士允许她写一份书面陈述，而不用再次出庭面对大陪审团。

　　当莫妮卡回到华盛顿，见到她母亲的时候，她就像见到了一个陌生人。玛西娅讲述着发生的一切，好像她是一起强奸罪的受害者。她不停地哭着，而她的女儿徒劳地安慰着她。“对她来说，这真是一次黑暗、粗暴的经历。”莫妮卡说，“这是我的妈妈……我恨那些狗娘养的对她做的一切，我恨他们。”

　　玛西娅·刘易斯在法院里那苍白、孤独的身影给斯塔尔带来了不少麻烦。他利用母亲对付女儿的策略更是如此，还遭到了白宫的指责。比尔·金斯堡攻击这次对玛西娅的“折磨”时表示，“把一个母亲扔到一座火车面前，这是给莫妮卡在内的其他人一个明显的信号：我（斯塔尔）要来硬的了。”玛格丽特·卡尔顿在一篇杂志文章中指出，“现在，我们注意到，在政府控制下，我们跟自己孩子们的交谈也不再安全……在肯尼斯·斯塔尔的美国，妈妈必须说，或者离开。”

　　看到前妻孤独无助地从法院中走出来，伯尼·莱温斯基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应该站出来为这个家庭说一些话。因此他告诉金斯堡他将和芭芭拉·沃尔特一起上ABC电视台，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律师最初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答应了。（这件事后）当伯尼和玛西娅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拉住他的手，说，“这一定是每个父母的噩梦”，他立刻觉得非常同情她。在2月20日播出的20分钟的采访中，对于玛西娅遭受到的对待，他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怒气，“利用母亲去对付女儿，强迫她开口，让我想到麦卡锡时代的审讯，如果再往前一点，还能想到希特勒时代。”

　　这次采访播出后，莫妮卡打电话给父亲表示祝贺。她住在位于水门公寓的黛布拉姨妈家中，当她正和父亲通电话的时候，她注意到母亲走到阳台上，一边呜咽哭泣，一边对她做着手势。玛西娅的每个动作都充满了绝望，莫妮卡被突如其来的恐惧抓住了，她觉得母亲会纵身从楼上跳下去。她冲了出去抱住母亲，试图安抚她，但是玛西娅剧烈哽咽着，推开她，说自己不想和她说话。然后就走进厨房，在地板上把自己绻成一团，号啕大哭。莫妮卡感到很无助，“我从来没有见过妈妈像这个样子，印象当中的妈妈是一个能把任何事安排得妥妥帖帖的人，总是能给我们拥抱、亲吻，告诉我们解决办法。现在，她就在我面前轰然倒塌了。”

　　莫妮卡打电话给黛布拉姨妈和金斯堡，金斯堡叫她不要叫救护车，怕媒体会报道她和玛西娅的事情。最后，玛西娅平静了下来，母女俩人做了一番贴心长谈，谈到那些让她们烦恼的事情。玛西娅说，困扰她的不光是在联合大陪审团面前的那次折磨，还有后来的那些恶意的评论，他们竟然对人们暗示，说她在法院的崩溃是装出来的。还有她和黛布拉都一直担心她们的什么言行可能会把莫妮卡送进监狱里。事实上，玛西娅和黛布拉认为她们得为莫妮卡的命运负上责任的可怕念头，啃噬着她们醒着的每一分钟。“认为她们的证词可能给我带来厄运的想法，像一片乌云笼罩着我们的生活。”莫妮卡回忆道。

　　那天晚上，莫妮卡根本没有睡着，她很担心玛西娅的精神状况，怕她会去自杀。后来凌晨4点，莫妮卡终于睡着了一小会儿，但是不久就被隔壁她母亲房间传来的一个奇怪声音吵醒，就像一个动物在受着折磨。“我走进她的房间，她在哭泣，说她不想进监狱，害怕不断妄想着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最后，她终于让我抱住她，自始至终她都在不停地哭。”第二天，曾经在法庭崩溃后看过玛西娅的精神病专家尼┒·布朗伯格来她们的公寓看她，他坚持玛西娅必须照着他开的处方进行治疗。在正常的情况下，她这样的状况必须送到医院里治疗，但是话说回来，在正常的情况下，她又怎么可能遭受这样的难以忍受的压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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