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使命(44)_沃尔特斯

四四

　　这句话使他不知所措，他说：“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对他说：“只要我们呆在越南，中国人对他们南方的边界就感到担忧。什么时候他们不再为他们的南方边界担忧，他们就要关心他们的北部边界了。现在，我们美国人同中国人关系不好，但是感谢上帝，我们同他们并没有六千公里的共同边界，我们也没有占领他们认为是中国的任何领土，而他们的人口却有八亿之众。”我接着说：“将军，坦率地说，你给我世界上任何东西，我都不愿意处于你们的地位。”这一席话使他十分震惊，我就趁机向他告辞了。两年后，雅罗申柯上校已升为将军，他对我说：“你知道，那些中国人发疯了。他们认为战争是件好事。”我说。“雅罗申柯，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说的话吗？”他悲叹地说：“是的，我记得很清楚。”

　　我到法国后不久，就认识到我以前决定要到越南去是多么明智。法国武装部队中差不多每一个少校以上的军官都曾在那里服过役。由于我去过越南，他们对我更尊敬了。要不是我到过越南，我就只能是从一个武官职位到另一个武官职位上的一名参加鸡尾酒会的将军而已。我曾在越南拍摄了许多影片，。其中几部有相当多的战场实况。我常常邀请法国军官到我家观看这些片子。有一次，我放映一部有关越南一个小市镇的影片，在座的一位法国军官告诉我，他就是在这个市镇的教堂里结婚的。在我参观法国部队时，几乎每当部队的指挥官单独同我在一起时，他就会对我说：“我国政府对你们正在越南干的事不太积极，但是我想让你知道，正在挨你们打的人，杀死过我们的人，杀害过我们的伤员，因此，每当你们同他们斗争取得胜利时，我们心里就觉得很高兴。”这种感情在法国陆军中很普遍，他们能理解我们在越南干的事。有一位法国军官对我说：“你们拾起了我们的折断了的剑。”可惜，我们也要象法国人一样把它扔掉。

　　我到法国不久，一位老朋友安德烈·拉朗德少将请我吃午饭。我们在华盛顿北约组织常设小组共过事。拉朗德是法国陆军中最卓越、最勇敢的军官之一，他在奠边府表现出非凡的英雄主义。在我派驻法国期间，他担任共和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军事助理，住在总统的官邸爱丽舍宫。我到他漂亮的寓所去同他共进午餐，餐厅在这座宫殿的三楼，可以俯瞰下面的花园。在座的还有其他几位客人。我们喝了几杯酒就用午餐。午餐主要的一道菜是鸡。正在吃鸡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一块鸡骨头卡在喉咙里。我转动舌头试图把骨头吐出来。后来发现不行，我开始担心咽喉会被卡住。我说声对不起就站起来，转身打开最近的一扇门往外走。我原来想到另一个房间去，这样可以在那里用手指把骨头取出来。然而，我发现走进了一个漆黑的壁橱。

　　尽管如此，由于情况紧迫，我把指头伸到嘴里把骨头取了出来。我怀着某种宽慰的心情重新回到餐桌前就座。在餐桌上，没有人问我这件事。但是，当其他客人告辞后，拉朗德将军问我道：“迪克，你突然进入那个壁柜，究竟怎么回事？”我说：“安德烈，我喉咙里卡了一块骨头。我不愿意在席面上把手伸到嘴里去，以免大家把我看成一个美国的乡下佬。我当时以为我是进了另外一个房间，当我发现走进了一个黑暗的壁柜时，我也感到很惊奇，但是不管怎样，我把手指伸进去把骨头取出来了。”他说：“我的上帝，你把它取出来了我很高兴。你想想，假如你在爱丽舍宫憋死了，所有的美国人都会说：‘瞧！戴高乐将军的又一卑劣勾当。’”

　　还有一次，也是我任职初期，戴高乐将军为波伦大使调离法国设午宴饯行，我也被邀请出席。当我被引见戴高乐时，他谈起以前我们在许多场合见过面。这时，我没有讲很多话，而是沿着迎宾队列前进。宴会上，我坐的席位离戴高乐很远，没有机会直接同他谈话。午宴结束，当端上咖啡和甜酒时，戴高乐将军的副官弗朗索瓦兹·弗洛希克上尉走过来说：“将军想同你谈谈。”我立即走到他身边。他回忆起当年我们在意大利见面时的村庄的名字。他象往常一样，非常得意地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这种得意也是有道理的。他问我回到巴黎多久了。我当时很想对他说：宴会前法国国内情报机构国土保安司给他的有关来宾的材料上大概已写清楚。可是再一想还是不这么说为好。尽管他以为我是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他对我仍然亲切相待。其实我是几年以后才入中央情报局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美国新任驻法大使萨金特·施赖弗来到巴黎。他娶了尤妮斯·肯尼迪，是肯尼迪总统的妹夫。他向戴高乐将军呈递国书时，我再次见到了这位将军，并同他闲谈了几句。那时，行将震撼法国的骚乱已经开始，戴高乐将军说，他将尽力而为，但是，未来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这句话使我感到有些不祥之兆，因而深感忧虑。骚乱是五月初开始的，骚乱的学生占领了各种建筑物。他们接管了圣日耳曼大街，并重新命名为英雄的越南大街。骚乱迅速蔓延全市。当时总统和总理都不在国内，等他们回国时，巴黎塞纳河左岸大部分地区已被骚乱分子占领。骚乱分子得到了法国共产党人和其它极左分子的很大支持。红旗、甚至无政府主义者的黑旗在许多被占领的工厂上空飘扬。形势日益恶化，最后举行了一次总罢工，几乎使全国陷于瘫痪。

　　巴黎最大的拉扎尔火车站关闭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骚乱蔓延到法国其他各地，反对戴高乐将军的各派政治领袖开始谈论要组织临时政府。在美国大使馆中，许多人强烈反对戴高乐将军。看来有些人几乎欢迎这种事态的发展，认为这样就有希望把他推翻。这件事，使我回想起古巴的局面。我们并不喜欢巴蒂斯塔，可是顶替他的是卡斯特罗，而卡斯特罗领导的是一个更具有压制性的社会，并且同苏联结盟。我担心这一次戴高乐将可能由共产党人或者某一个同共产党人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来接替。对这一前景，我不象我的一些美国同事那样处之泰然。我向他们表示忧虑时，他们带着宽容的神情向我解释说，法国和巴西很不同。法国的武装部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我的一位同事认为，戴高乐将军三十天以内定会下台，并与我打赌三十美元。我同意打赌，结果我赢了。（迄今我未拿到这三十美元，我怀疑他是否还记得同我打过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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