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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九、在巴黎担任武官

  ——花絮拾零

  我在越南期间,有一天,艾布拉姆斯将军召我前去,并向我表示祝贺。当时,他担任驻越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副手。我问他,是否我正在争取派驻越南的想法实现了。他说:“不是。”我又问,是否要授予我勋章。他说:“也不是。”后来他告诉我,我被提升为少将。我对他说,我认为这事能有错,一定是提升另一位沃尔特斯将军吧。于是他引述了我的军号,并问我是否就是已被任命、但尚未就职的驻法国武官。我回答说,是的,这时,我才相信我确实被提拔了。

  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意外的,因为我认为,我在工作中并不是走的那种让上级选拔为少将的道路。我认为当初升为准将已经是够幸运的了,我不相信这种意外提升的事会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再次发生。于是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还去巴黎担任武官呢?因为这一职位通常是由准将充任的。不久,我从华盛顿得到证实,大意是命我前往巴黎,以少将衔仍派驻该地。这时我才明确要去巴黎,而不能留在越南了。我写了一封信给波伦大使,告诉他我在期待协助他进行工作。当时他任驻法大使,我同他相识至少已经有二十年了。他的复信语气有些生硬,说他将高兴地同我合作。对此我感到有点诧异,因为我通常不是同上级“合作”,而是“协助”他们工作。

  后来我接到国防部情报局局长一封电报,任命我为驻法武宫的就是他,电报中说,巴黎情况发生了变化,要我务必在八月十五日到巴黎报到,不得有误。这样,我在越南的时间大大缩短了。更使我吃惊的是:八月份法国人都要休假,很清楚,等我到达法国时,不会见到任何高级官员。这份电报不仅指示我八月十五日报到,而且要我回电,答复执行这项命令。我认为这件事有些令人恼火,就简短地拍回一封两个字的电报:“遵命。”我想这表达了我两点不愉快的心情:一是被迫缩短了在越南逗留的时间;二是我在陆军服役期间,历来都是服从命令的,可是他还要指示我复电表明我将遵照命令行事。

  我取道曼谷、新德里和罗马飞往巴黎,武官处工作人员到机场前来迎接。我于八月十五日开始主持武官处的工作。那天是圣母升天的节日,法国人不上班。我情不自禁地想给国防部情报局局长——他和我一样也是天主教徒——发一封电报,我想告诉他:“我已于圣母升天节接任武官处职务,但无人在场可资证明。”后来,我想这样做一定会被视为傲慢失礼,所以电报没有发出去。

  直到九月,我才得以谒见法国军方当局,这时他们都已休假回来。我被引见给国防参谋总长、陆军参谋总长、国防部参谋处情报官和陆军参谋处情报官。陆军情报官居伊·塔坦维尔上校是一位生性相当固执的军官。尽管如此,在我离开法国前,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我发现对付他的最好办法就是同他一样的固执。我到达法国时,就已经感觉出来,对我有某种怀疑的气氛。四年以后,国防部参谋处一位情报官退休了,这时他才把这一点对我作了解释。他退休后,有一天我同他共进午餐。他告诉我,把我派驻巴黎,是在要求美国撤出在法国的基地后不久。当时法国人认为,我肯定是奉命代表北约组织煽动法国陆军反对戴高乐将军的,因此他们对我进行非常严密的监视。由于我是单身汉,他方认为对我有两个可乘之机,利用美女或娈童。这位朋友说:“当两者都不见效时,我们感到简直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我参观了第一批法国部队后,那位固执的情报官对我说:“我注意到你参观部队时从来不提令人为难的问题。”我说:“我想法国人很精明,我参观部队时,那里的司令官只会同我谈规定他所能谈的问题。如果我提一个问题,他因为不能告诉我而感到为难,而我又因为得不到答复而感到难堪,这就不合适了。我对于了解一个营的实力实在不感兴趣,因为过一天它就可能变了。我比较感兴趣的倒是我所代表的美国军人能给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他苦笑说:“嗯,这一点你做到了。”。

  我调法国工作后不久,法国人为了表明他们对情况的深入了解,向我提起我八岁住在法国时所发生的一件小事。那时,我因为骑自行车没有牌照而被拘留,我母亲缴了一百法郎罚款,我才获释。这样的材料还留在档案里,合我留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告诉我,任何一个同警方打过交道的外国人,只要他还活着,他的档案就得保留着。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他们对外国人的记载都保存了下来。

  我刚到巴黎任职时,法国人告诉我应当去拜会一下那里的武官团团长、苏联将军谢尔盖伊·索科洛夫。我先用电话同他约会,叫他定个时间。电话中,我提到我打算穿便眼去拜访他。他相当狡黠地回答说,他要穿军装。我于是说:“那么我也得穿军服。”他在隆香路的一间小接待室里接见了我。在场的有后来接替他的雅罗申柯上校。谈话前,我们先寒暄了一番,然后他说:“你认为越南的形势怎么样?”我答道:“将军,我想你是知道我国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观点的,现在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看法吧!”他说:“对,是这样。我对对他说:“第一,你必须知道,我认为越南这场战争是正当的;我是志愿动去参加的,本来可以不需要我去。第二,我想你应当知道,我认为,我们来到越南就是给苏联人效了劳,而对此你们却表现出忘恩负义,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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