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使命(33)_沃尔特斯

三三

　　我们乘坐副总统的专机从蒙得维的亚直飞阿根廷首都。在这儿，我们受到了威勒德·包拉克大使的接待。一九四八年在波哥大时，我就认识了这位大使。这次，尼克松先生和他同住在使馆官邸，其余大部分随行人员，则住在古老而又漂亮的普拉萨旅馆。第二天是个宗教节日。清晨六时，我来到旅馆附近的一个教堂，我惊讶地发现副总统的秘书罗丝·玛丽·渥茨和他的空军副官唐·休斯少校也在那儿。我们都是单独偷偷溜出来的，但又一起回到旅馆用了早餐。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访问期间，尼克松先生的正式拜会活动均由我陪同，但没有让我陪他去参加弗朗迪西总统的就职典礼。包拉克大使会讲西班牙语，他向我保证说，一切都由他负责。结果他带着副总统去参加典礼时，竟迟到了十分钟。这件事曾被广为传播。副总统对此很为不安，但包拉克大使却反而无所谓。

　　参加就职典礼后，尼克松对大使很不满意，便改为由我陪他前去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官。我们从那儿的阳台上观看总统就职典礼的游行队伍。在游行过程中，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庇隆分子的示威活动。数以千计的人模仿埃娃·庇隆的姿势，并挥舞着小白手绢。许多带着庇隆夫妇肖像的小气球飞上天空，在游行队伍上空飘荡，但没有发生暴力行动。

　　尼克松先生参观了由弗朗迪西总统的兄弟任校长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校长的政治观点非常左。在校园里，尼克松先生又和学生进行了辩论。这次辩论进行得特别活跃。我为这场一来一往的唇枪舌剑翻译，简直有点招架不住。总的来说，象在蒙得维的亚一样，这次辩论给学生们留下的影响是积极的。尼克松先生没有对学生摆什么架子。他显然很了解这一情况，而且关于他的形象并不象学生过去心目中所想象的那样。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是，他在阿根廷逗留期间，竟然还抽出时间来与他们谈话。

　　尽管庇隆分子吵吵嚷嚷，举行了示威游行，尽管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墙上到处都被画得一塌糊涂，但人们还是能感到立宪政体确实回到了阿根廷。临时总统佩德罗·欧亨尼奥·阿兰布鲁将军已率领部队回到兵营。阿兰布鲁是一个气宇不凡的军人和政治家。他秉公无私，并没有想在政府里长期做官的野心。后来，他遭到极端主义分子残忍的谋害，死得很惨。他给我们所有的人都留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尊严的印象。

　　我们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乘飞机前往内陆小国巴拉圭的首都亚松森。在途中，我向尼克松先生简单地介绍了斯特罗斯纳总统的情况。以前，我曾陪同其他显要人物在这里访问，对他很了解。我从自己过去的经历中，给尼克松提供了有关他将要会见的许多重要人物的情况和趣闻。对此，尼克松先生是非常感激的。

　　斯特罗斯纳总统在机场上迎接了我们。检阅了服装笔挺的仪仗队以后，我们就驱车前往亚松森。我住在格兰德饭店，这里原来是十九世纪巴拉圭独裁者罗佩斯的情妇埃莉萨·林奇的寓所。饭店里的旅客住得很挤，分配我住的那间房间只有一张床，而另一位官员也分配到这个民间来住，于是我们不得不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谁睡床铺，谁睡地板。结果是我睡了地板。

　　在一块准备修建美国大使馆办事处的空地上，演员们为尼克松先生表演了瓜拉尼民间歌舞。其中有一个节目，是表演者将一个空瓶顶在头上的舞蹈。在亚松森，没有遇到什么特别棘手的麻烦，老百姓的欢迎是热烈而友好的，斯特罗斯纳和巴拉圭人对副总统的访问都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安然结束了对巴拉圭的访问。

　　下一站是玻利维亚的拉巴斯。我们从海拔只有几百英尺的巴拉圭首都乘飞机前往位于世界之颠、海拔达一万三千英尺的玻利维亚首都①。同其他各段行程一样，尼克松先生也随身带了几名记者，并在飞行中同他们进行简短的交谈。记者们同副总统谈话后，回到尾舱喝酒。忽然间，有人想知道驾驶员准备何时给机舱减压，以适应拉巴斯一万三千英尺的高度，于是我走进驾驶舱，去问驾驶员。他回答说：机舱压力早已定到一万三千英尺（他说话时已戴着氧气面具）。我回到尾舱告诉了记者。不管感觉如何，他们已经身在海拔一万三千英尺的气压中了。几分钟后，其中有一个人感到气喘，另一个人觉得头痛。而这些症候，只是在他们知道自己所处的高度之后才感觉到的，看来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理作用。一飞机在拉巴斯爱鲁阿尔托机场降落，一下飞机就看到一块用英文和西班牙文写的牌子：“拉巴斯爱鲁阿尔托，海拔一万三千英尺，世界上最高的商业机场。”有位记者一见这牌子后，当即昏了过去。

　　【①玻利维亚法定首都为苏克雷（Sucre），但政府所在地在拉巴斯（La Pas）。这里所说的玻利维亚首都，指拉巴斯。——译者】

　　我们在数以千计手持旗帜大声欢呼的人群中乘车驶向拉巴斯。人群中夹杂着很多头戴圆顶札帽或圆顶硬礼帽的玻利维亚妇女。这里的欢迎场面也十分盛大、热情和友好。但美国报纸对此却很少报道，似乎只报道了此行的消极面。我相信。就在这次访问中，尼克松先生开始感到新闻界对他怀有很深的成见。一九六二年，尼克松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失败后，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流露了这种情绪。

　　在拉巴斯，我亲身领教了尼克松先生的精力。在一天之内，他向不同的团体作了十一次演讲。我所以能记住这个数目，是因为我要把每篇演讲用西班牙文重复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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