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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谁要是欺侮他,他就必定报复。主人让他受到侮辱,他必定让主人吃到更大的苦头。他帮助小主人并不是出于奴才式的忠心,而是出于对青年们爱情的真诚无私的同情。最令人佩服的还是他那无穷无尽的智慧,不管是老爷、少爷、各种上等人,与他比较起来,统统相形见绌。总之,他地位低贱而思想高尚、行动有力。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已经可以见到18世纪启蒙文学中那种先进人物的苗头。剧中通过他与其他人物的对比,表现出强烈的反对等级观念的思想。

  法国的封建社会中,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级的差别即使在同一个“第三等级”中也是极其森严、不可逾越的。莫里哀这一剧本在巴黎公演时大受欢迎,上流社会对它总是百般挑剔,加以排斥。

  从艺术形式上讲,莫里哀在这个剧本中,大量运用了民间闹剧的手法。莫里哀少年时代在广场上看民间草台班子演戏时,曾经欣赏过名噪一时的民间艺人塔巴兰(约1584-1633)的演出。据说,这位演员演过的一出戏中,就有父亲被骗进口袋,女儿将父亲大打一顿的滑稽场面。莫里哀的《史嘉本的诡计》显然与这种民间闹剧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出戏的剧情是从古代罗马喜剧家特朗斯的《福尔米奥》脱胎而来,但是其中大量运用法国民间闹剧的手法,包括借用了打口袋的情节,整个演出生动活泼,妙趣横生。

  《史嘉本的诡计》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使封建朝廷对莫里哀产生不满。莫里哀与王权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他的好朋友布瓦洛,过去那么热情地支持他,但是,自从1669年布瓦洛成为宫廷诗人后,他对于莫里哀创作中的民主倾向也表示了不满。《史嘉本的诡计》演出后,布瓦洛在他的《诗的艺术》中竟公开指责莫里哀过于倾向平民:

  可惜他太爱平民,常把精湛的画面
  用来演出那些扭捏难堪的嘴脸
  可惜他专爱滑稽,丢开风雅与细致
  无聊地把塔巴兰硬结合上特朗斯
  在那可笑的袋里史嘉本把他装下
  他哪还像是一个写《恨世者》的作家

  立场不同,结论也不同。莫里哀热爱平民,他的创作中的民主倾向以及他能不时从民间艺术吸取营养,正是他的创作能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在宫廷作家看来,这就成了他的过错。布瓦洛的《诗的艺术》是路易十四亲自过目后发表的,并被当作古典主义的艺术法典,其中对于《史嘉本的诡计》的指责,显然是代表了路易十四王朝对莫里哀的批评。

  莫里哀晚年还遭到了种种的不幸。1671年冬季,他积劳成疾,肺病一天比一天严重,终于病倒了好几个月。1672年2月,玛德隆·柏扎尔去世了。

  莫里哀从演出外地赶忙奔回巴黎,总算赶上了与她诀别,并为她举行了葬礼。巴黎大主教同意,按照基督教的仪式为玛德隆郑重其事地举行葬礼,理由是玛德隆在退出舞台后成了一位笃信宗教的人。玛德隆埋葬在圣保罗教堂的墓地,埋葬在她的母亲和兄弟旁边。

  玛德隆是莫里哀忠实的女伴。她陪伴着莫里哀度过了他作为演员的一生,仅差一年离开了他。她在他初出茅庐时指导过他,她是一位好顾问、有头脑的女人,有时又是一位精明的女商人,所以她对他来说是一位忠实的支持者。除此之外,她又是一位杰出的喜剧演员,能扮演各种角色。在最初成立“光耀剧团”

  时,玛德隆起的作用肯定要比莫里哀大,她比莫里哀更加了解戏剧界的情况。是玛德隆促使莫里哀走上了戏剧道路,没有她,戏剧史或许会失去一位杰出的艺术家。玛德隆的去世使莫里哀悲痛不已,又加重了病情。

  在这种情况下,莫里哀仍然坚持写戏,1672年3月,创作了《女博士》。主题又回到了重返巴黎时写的《可笑的女才子》,讽刺那些仿效贵族沙龙的资产阶级女子,同时也讽刺了那些虚伪、浅薄的文人。

  路易十四对这出戏的态度,就像他对《贵人迷》的态度一样,先以自己的沉默对莫里哀发动一场精神攻势,然后以赞许来作一个收场。其结果,使贵族们受到鼓励,纷纷起来攻击莫里哀。

  这一年冬天,莫里哀与他的老朋友吕理发生争执,路易十四竟偏袒一方,免去了莫里哀的主管宫廷宴乐的职务,委派吕理担任宫廷音乐舞蹈节目的组织工作,这就等于剥夺了莫里哀的一部分艺术权利。从此以后,莫里哀剧本中音乐舞蹈场面的设计和演出都要受到限制。吕理又利用国王对自己的宠信,离间莫里哀与路易十四的关系。莫里哀与王权的关系越来越糟了。

  这时,一股寒意向莫里哀的背上袭来,他感到无须再欺骗自己,国王疏远了他,才疏学浅的音乐家吕理缺乏独立深刻的思想,完全听从国王的意志,现在却赢得了国王的宠信。

  夏天在沉闷中流逝而去,莫里哀夫妇重新一齐生活,阿尔芒德期望有一个孩子,然而他们的关系仍是貌和神离,他们之间再也无法和谐融洽了。9月15日阿尔芒德生了一个儿子,他们急忙给他举行了洗礼,并取名皮埃尔巴蒂斯特·阿尔芒德,然而孩子活了不到一个月就夭折了。冬天,莫里哀把自己关在楼上,开始写作喜剧《无病呻吟》。

  但是,这些磨难和苦痛并不能使莫里哀停止战斗,他仍然紧握着自己手中的武器奋勇前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670年的《贵人迷》,1671年的《司卡班的诡计》、1672年的《女博士》就是他晚年的代表作品。它们还是像犀利的钢刀一样,插进了贵族和资产阶级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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