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22)

二二

　　油箱里的油自然是生活，可为了一个小故事用10几年的时间去等待、准备，这样的勤勉和严肃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也正是因为如此，那个昔日的顽童才成了真正的大作家。

　　这个道理在他创作《王子与贫儿》的经历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六零一》是我在1876年左右的一个夏天从夸里农庄的书房里给特威切尔写的一封信。当时，我正在用功阅读一些东西，以便写一篇我存心想写的故事，也就是《王子与贫儿》。我正阅读古代英国的作品，目的是使自己泡在古代的英语里，毫不费劲地加以模仿。其中有一本古书，我读到一段简短的对话，表明古代贵妇人与绅士之间可以说粗话说到何种程度。

　　这给了我非常强烈的印象，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感受非常强烈，是因为这段对话看来是真实的，而在这以前，这类谈话我总以为是不真实的。这类谈话，我原本以为只是拉伯雷式的——夸张一些，做作一些，是作者为了一时的需要杜撰的。在我看来，莎士比亚笔下读了使人脸红的那些话，并不是他真正听到人家说过的，而是他自己虚构的，是凭了诗人的特权对事实任意篡改得来的。

　　可是如今终于见到了这类多么可怕的对话，而且据我看起来，那是绝对真实无误的，确实是古代贵族男女日常的谈话，而这样快乐的岁月是一去不复返了。

　　我马上急于想练习一下我所学的古代语言，并且从自己脑袋里编造一段激动人心的对话。我想我不妨对特威切尔试起来。

　　这样，我便设想了一段伊丽莎白女王密室里与显要人物见面的场面以及一段极端生动而露骨的谈话。

　　女王的司酒官，一个干瘪的贵族老头，当时在场，把这些谈话都记录下来，他非这么干不可。这些人他全都厌恶，因为他们一个个出身低贱，除了脑子特别灵之外，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他尽心尽职地把他们谈的每一句话都记了下来，还对他们的言行进行了非常激愤的评论。我让女王的嘴和其他那些人的嘴说出了除了拉伯雷作品以外哪里也找不到的粗话。我把他们的冠冕堂皇的谈话和上面这些粗话掺和在一起，这一切我觉得挺好玩——挺可爱，挺有趣，不过和那位老年的司酒官的评论对我的魅力比起来，便不免相形见绌了。

　　《一六零一》在日本和英国私下印刷了出来，慢慢地我们开始听到有关它的议论了。那位博学的犹太教教士说，这篇东西在真实方面、在模仿伊丽莎白时代古老的英语方面堪称杰作。诗人戴维·格雷对我的赞扬也是很宝贵的。他说：“标上你的名字吧，不用害臊。这是一篇伟大的文学杰作，理应传下去，一定会传下去。你的《傻子国外旅行记》很快会给忘掉，可是这一篇会传下去。不用为此害臊，不用担心。在你的遗嘱里留下你的要求，要你的后人在你的墓碑上刻下这样的字，只要这几个字就行了：‘他写了不朽的《一六零一》。’”

　　“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六零一》正是对严谨的创作态度的最好回报！

　　还有两件事在马克·吐温的整个创作历程中是不可以忘却的，一件是他写《自传》时的特殊的心境，还有一个就是有一次他竟然无意中“剽窃”了人家的作品，这两件事在他的《自传》里都有完整的记录。

　　《自传》第五十八章：口授自传有一个很大的麻烦，这便是，等你一坐下来，一张嘴，准备开始的时候，好多文章涌到了你的面前。有时候，同时从20处地方有文章涌来，这样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会把你压垮、淹没，叫你透不过气来。你一次只能用一篇，又不知道该从20篇中挑选哪一篇——可是你还得挑选，这是没有法子的。你挑选的时候，明明知道那没有挑中的19篇，也许永远也用不上了。因为在这以后，也许永远也想不起来了。

　　《自传》第二十九章：

　　我在1868年3、4月里，在旧金山写了《傻子国外旅行记》。书出版于1969年8月。三年以后，弗吉尼亚市的古德曼先生到东部来，有一天，我们在百老汇大街上走着。他说：“你怎么剽窃了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献词，把它写进你的书里？”

　　我漫不经心地作了一个含糊其词的回答，因为我当他是在开玩笑。不过他强调他是当真的。他说：“我并不是要讨论你究竟有没有剽窃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到前面第一家书店就可以解决。我要问的是你怎样剽窃的，我感到好奇的是这个。”

　　我无法回答他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东西可以回答。我可以赌咒说我没有剽窃过任何东西，因此，我的虚荣心并没有受到损伤，精神上也没有烦恼。在心底里，我以为他把另一本书错当作我的书了，从而使他自己陷进了狼狈的境地，只好自己吃苦，看着我得胜。我们走进一家书店，他向书店要一本《傻子国外旅行记》和一本讲究的蓝底金字的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博士的诗集。他打开书，把献词找了出来，说：“读一读看。很明显是第二个作者剽窃了第一个作者的话，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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