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11)

一一

　　我还知道，艾森豪威尔政府全盘继承了杜鲁门政府的观点，即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尽管，它明显并不情愿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派遣到这一地区，但有关共产党人在该地区造成威胁的警告则不绝于耳。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了他著名的预见，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其它东南亚国家也会“紧随其后的，”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他接着说道，“这种损失将极有可能给自由世界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这一年，我们从法国人手中接过了责任，承担了保护越南一九五四年分界线以南部分的义务。我们也开始就东南亚条约进行磋商，有条件地承诺了对印度支那的保护。并且，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一年，我们将七十多亿美元投入了南越，以增强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最后，我还意识到，在担任参议员之时，约翰·Ｆ·肯尼迪就对艾森豪威尔关于东南亚的观点作出过积极的反响。“越南是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一块基石，”一九五六年他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道，“它是我们的子孙，我们绝不能抛弃它，我们不能无视它的需要。”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两方面事态的发展强化了我考虑越南问题的思路：古巴与苏联之间关系的日益密切，和苏联在柏林进行的新挑衅。两者似乎都标志着共产党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按照这一思路来考虑问题，在越南加强美国的势力就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了，因为，越南的丧失以及其后的多米诺现象，极有可能使我们失去整个东南亚。

　　然而，我对东亚问题仍然所知甚少。我从未去过印度支那半岛，也不懂得那里的历史、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念。就不同的程度而言，许多人在这方面与我完全相同，这包括约翰·Ｆ·肯尼迪总统、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乔治·邦迪、军事顾问马克斯威尔·泰勒，以及许多其他人。当面临越南问题时，我们这些决策者竟然发现，那是一块鲜为人知的土地。

　　更为糟糕的是，我们的政府也缺乏专家来提供咨询，以弥补我们在这方面的无知。一九六一年柏林危机出现之时，以及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约翰·Ｆ·肯尼迪总统都能求助于卢埃林·汤普森、查尔斯·波伦和乔治·Ｆ·凯南等高层人士，他们对苏联有极深的了解。然而，无论在五角大楼还是在国务院，高层官员中却无人对东南亚有像样的了解。据我所知，五角大楼中仅有一名军官，参与过那一地区镇压暴乱的行动——中校爱德华·兰斯代尔，他曾担任过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和南越吴庭艳的顾问。但是，爱德华·兰斯代尔的职位相对较低，在地缘政治学的知识方面也所知甚少。

　　这一差距极有讽刺的味道，因为它的出现与五十年代泛滥的麦卡锡主义有直接的关系，国务院中第一流的东亚和中国问题的专家们——小约翰·佩顿·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瑟维斯、以及约翰·卡特·文森特——均在那场歇斯底里式的热潮中遭到了清洗。由于缺乏这类人物所提供的真知灼见和犀利的洞察，我们——当然包括我——只能相当肤浅地理解中国的动机，错误地认为，那些好斗的言词中包含着建立地区性霸权的意图。同样，对于胡志明领导的运动，我们也完全忽视其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将其首先视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其次才把他当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义者。

　　在对待中国和越南的问题上，为什么我们没有像对待南斯拉夫——一个摆脱了莫斯科控制的共产党国家——那样来考虑问题呢？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铁托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他与斯大林早已公开地进行争论。中国和北越的激烈言词使我们认为：他们将追求一个地区性的霸权。而古巴又于近期倒向了苏联，这似乎极其明显地表明，独立的第三世界正在将他们的运动并入共产主义者的轨道上。因此，我们没有将胡志明与马歇尔·铁托等同起来，而是将他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归为一类了。

　　就像其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前任一样，肯尼迪政府也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些并不牢靠的判断，事后，我们也未对这些假设做批判性的分析。显然，在我们决策的基础中，就存在着致命的失误。其它方面也有许多失误，我将指出这些错误并进行分析，以为日后提供有益的借鉴。有关越南问题的著述已是浩如烟海，对这一战争的描写也已极为详尽，我无意再重复他人的论述，而是想将观察的视点集中在十一个关键事件或决策上，以便讨论它们与决策内容和程序上的联系：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与新任总统约翰·Ｆ·肯尼迪会面。

　　※一九六一年晚些时候，约翰·Ｆ·肯尼迪总统的决定。根据该决定，一万六千名美国军事顾问被陆续派往南越，以帮助其进行训练，与北越保持抗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约翰·Ｆ·肯尼迪总统宣布，他期望训练的使命将于一九六五年完成，并且，他将在九十天内（即截止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始撤离美国的培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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