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12)

一二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军事政变发生，吴庭艳总统在政变中丧生。

　　※林登·Ｂ·约翰逊接任总统后的前十二个月里，南越政局处于动荡之中，以及美国政府对事态的反应。

　　※一九六四年八月东京湾事件期间，总统做出的反应，以及随后国会的决定。

　　※一九六五年一月下旬，我和麦乔治·邦迪提交给林登·Ｂ·约翰逊总统一份备忘录，这标志着事态的重大转折。在随后的几周里，美军开始了空袭北越的行动。

　　※一九六五年七月，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即，到年底之前，十七万五千名美军将士将被派往南越。此时，我们也意识到，以后还会需要更多的部队。

　　※一九六五年后期至一九六七年，在认定军事手段无能为力之后，我们反复努力，试图以谈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

　　※一九六六年春天，我们决定，年底之前将向越南增派二十万部队，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战争绝无迅速结束的可能。

　　※一九六七年的一场尖锐的辩论，其议题涉及战争的指导和日后美军力量的加强——这场辩论最终导致了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我的离任。

　　有些断言认为，在与越南有关的整个时期里，包括我在内的军界和政界的领导人物，不断对事件做出了错误的分析，这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和公众的看法。随着我对事情的述说，我将对这些断言发表我的看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新任总统约翰·Ｆ·肯尼迪之间那次暂短的会晤，它涉及了印度支那半岛的问题。时间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即艾森豪威尔任职的最后一天。他与他最亲密的助手们——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国防部长托马斯·盖茨、财政部长罗伯特·安迪生、参谋副官威尔顿·珀森斯上将——会见了新任总统约翰·Ｆ·肯尼迪，以及即将就任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交接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和我，共同商议我们将面临的问题以及国家中的头等大事。

　　那天下午，我们的谈话涉及了众多的问题，但重点仍然是印度支那半岛的问题。我素来对仅凭记忆来记录事情的细节没有把握，事后不久，我和几位当事人都写下了备忘录，以备回忆。这些备忘录和一些以后写成的回忆录表明，当事人对艾森豪威尔所持的观点有不同的见解，他曾在这次会见中向约翰·Ｆ·肯尼迪通报了有关对东南亚军事介入的情况。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上，艾森豪威尔注意的焦点实际在于老挝，而非越南。老挝共产党组织巴特寮已大大加强了。

　　对美国所支持的富米·诺萨万军队的进攻，以便控制整个国家。克拉克·克利福德这样写道：“艾森豪威尔总统指出，目前，就整个东南亚地区而言，老挝的地位举足轻重。倘若老挝失落于共产党人之手中，这将给泰国、柬埔寨和南越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他还说，他认为老挝（并暗示到越南）的问题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无法说服盟国与我们共同行动的话，那么，他宁愿‘孤注一掷，采取单独介入的活动’”。迪安·腊斯克对会议的记忆与克拉克·克利福德的说法大致相同。他认为，他听到了艾森豪威尔对老挝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建议，如果这是阻止其倒向共产主义的唯一选择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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