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8)

八

　　记者们几乎撞破了大门，向电话机旁奔去。时至今日，我对那些煽动性的通栏标题仍然记忆犹新，它们被刊登在当天下午的《华盛顿晚星报》上。次日早晨，《纽约时报》也在头版最醒目的位置，进行了长篇报道。国会和全国各地的共和党人掀起了一阵抗议的浪潮，参议院中少数党的领袖埃弗里特·德克森（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人）要求我辞职，并冷嘲热讽地挖苦说，应该重新进行一次总统的选举。

　　我去拜见了约翰·Ｆ·肯尼迪总统，“总统先生，”我说，“我来是为了帮助你，但我做的事情却带来了要你辞职的要求，我已对自己的辞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不要介意此事，鲍勃，继续干吧，”约翰·Ｆ·肯尼迪说道，脸上没有一丝不满的表情，“我们的确陷入了不利的局面之中，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说错话的时候，不必介意，此事会过去的。”事情最终总算平息了，然而，他的慷慨大度，他原谅我所犯差错时的宽宏大量，则永远印刻于我的脑际。

　　到那时，经过了筛选后，我列出了一百多个问题，准备对他们进行逐个的研究和探讨。在我们的部里，这一选题被戏称为“99架长号”。它涉足于国防部活动的所有范围，包括：我们所面临的威胁，抵抗这些威胁时必备的军力结构，必备的主要武器系统，以及一个对我们核打击力量的估价。

　　此外，“99架长号”的选题也有助于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我们将要认真地对待有关本部门不断膨胀的问题了。到一九六一年，冷战时期已进入了第十五个年头，而国防部也已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大约四百五十万人正在为这一部门工作——其中三百五十万为现役军人，另外一百万人为文职人员——即使将全美最大的二十五或三十家公司组合在一起，其规模也无法与五角大楼相提并论。这里，每年的财政预算为两千八百亿美元（按照一九九四年的美元比价），其数额比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任何一个主要盟国的国家财政预算都要多。五角大楼掌管的业务范围极为庞杂，其包括：运输、通讯、后勤供应、维修，以及陆军、海军舰队、空军，当然还要包括那些核武器储备。

　　按照宪法的规定，美国的军事力量是由国家来控制的，即总统和国防部长有权安排国防部的所有活动领域。然而，事实则并非如此，大部分我的前任在接手这项工作时，总是雄心勃勃，但时隔不久即会发现，这一庞大的官僚机构中掌管着如此众多的事务，以至于除了忙于处理公务之外，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的闲暇时间去进行思考。最后，在那些有关预算、获取方式、战略，甚至有时还包括政策——在还没有搞清要旨的情况下——等问题上，他们不得不对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和将军们言听计从，因为，军事体系早已成为了一盘大杂烩。

　　我决心打破国防部已无药可救的神话，它的确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组织，然而，如果说它是一股无法驾驭的力量，那则是极为荒谬的。作为一名经理，十五年来，我处理过各种棘手的问题，制服过形形色色的组织——经常是在逆境中进行的——从长远和现实的观点，来考虑组织的行动方针和结局。我与手下的人达成了共识，决心按照总统既定的方针来治理这个部门，以尽可能少的开支来确保国家的安全。

　　在我接任职务一个月以后，我曾对电视记者谈道：“就角色而言，公共事务的官员与私营企业的经理并无本质的区别，无论处于哪一个职位，他都必须从两种主要的行动方针中选择其一。他既可扮演一位法官的角色，也可以以一位领导的面貌出现……我所信奉的原则是，宁可争当一位积极主动的领导，而绝不做一名消极被动的判官。”

　　在私下的场合里，我的话语则更为坦率，清楚地表达了彻底改革的意图。我要使众人明白，我决定强化国家利益的概念，而要将那些各类军事机构和国防事务承包商的利益降至次位。我将向五角大楼内反对变革的势力发起挑战，并且打算，要使每一项重大的决定都产生于周密的研究和分析之上，而非简单地、一成不变地对各类机构进行例行拨款，由他们视自己的需要来任意使用经费。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这意味着，高级文职官员将要相当深入地参与国防项目的管理。作为改革过程的一个部分，我们将花费一至五年的时间来完成这种转移，目前，这一具有革命性质的变化，已波及了政府的各个部门。我们通过对那些与武器系统、兵力结构和长期战略相关的机构和设施的比较和分析，建立了计划、编制和预算的体系，以理清获取经费的程序，这一体系将确定其在经费方面的长期需要。甚至，五角大楼里高层会议中的风格也面临着变革，处理日常事务的会议大大减少了，研究政策和进行决策成为了会议内容的主流。

　　我们将要做的头等大事之一，就是要极大地改变那些被称之为“形势声明”的做法，即国防部长对国会所做的正式年度报告。在每个报告中，我们都首先陈述美国对外政策中所需实现的目标；然后，经过分析，指出在实现这些目标时将会面临的威胁，以及解除威胁的军事战略；最后，说明实现这一战略的兵力结构，以及维持这些兵力结构的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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