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7)

七

　　我只能告诉他，不知道。他接着告诉我：“小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我的取胜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后来我听说，人们怀疑罗斯福散布了流言，说，在二次大战期间，汉弗莱逃避了服兵役）“噢，是这样，”我说道，“不过，他的确不是担任海军部长一职的合适人眩”话筒那头没有传来声音，沉默似乎是无休无止的。最后，新任总统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并说道：“看来，我只能以其它的方式来关照他了。”（后来，他任命了罗斯福为商务部的副部长）类似于此的心灵碰撞后来又出现过，而这正加深了我对约翰·Ｆ·肯尼迪的敬意和热爱。

　　直到圣诞节我与家人去滑雪时，我仍未决定海军部长的人选，但是，初步的人选已经确定了。最后，在阿斯彭我终于做出了决定，并给新任总统打去了电话，这时，他又去了佛罗里达。我告诉他，经过详细的调查之后，我选定了小约翰·Ｂ·康纳利。

　　“噢，这很有趣，”他回答说，“我还未想到过这个名字。

　　不过，这里正好有两位人士，他们或许比我更了解小约翰·Ｂ·康纳利。你可以先与他们交换一下看法，然后，我们再次通话。”

　　我问他指的是哪两位人士，他回答说：“新任副总统林登·Ｂ·约翰逊和众议院议长雷伯恩。”

　　我显然是过于幼稚了，竟没有意识到约翰·Ｆ·肯尼迪是跟我开了个玩笑。林登·Ｂ·约翰逊、雷伯恩和小约翰·Ｂ·康纳利都是得克萨斯州人，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情同父子。事实上，在一九六〇年洛杉矶民主党大会上，正是小约翰·Ｂ·康纳利为林登·Ｂ·约翰逊策划了最初的竞选攻势，试图击败约翰·Ｆ·肯尼迪。所以，人们认为，正是小约翰·Ｂ·康纳利散布了那些约翰·Ｆ·肯尼迪患有阿狄森病的流言蜚语。

　　林登·Ｂ·约翰逊和雷伯恩相继与我进行了电话交谈，但他们均未向我透露其中的秘密。他们听了我的意见，并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然后，将话筒转给了新任总统。他说：“鲍勃，我非常高兴。”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总统从未寻找借口来抱怨我的选择，小约翰·Ｂ·康纳利后来成为他和我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两年之后，当他辞去了职务而专心于得克萨斯州的政事时，我和总统都对他的离去感到遗憾。

　　至今，我仍然十分惊奇，总统竟然能一直容忍我的幼稚和过错，即使在有时出现的令人尴尬的窘境中。在一九六〇年的竞选运动中，所谓的导弹差距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约翰·Ｆ·肯尼迪曾指责艾森豪威尔总统忽视了核军备，其结果是，导致了苏联在最为先进的进攻性武器——洲际弹道核导弹上，占有了极为明显的优势。这一指责的依据来自空军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前任空军部长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密苏里州的民主党人）将消息透露给了约翰·Ｆ·肯尼迪。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中央情报局并不同意空军做出的结论（在那时，还没有一套程序来协调这两种不同的结论）。

　　我进入五角大楼之后，摆在我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就是要确定这个差距的规模，以及进行补救的措施。我与我的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以及空军情报部门的副首领一起研究了几天，亲自观察了数百幅苏联导弹发射场的照片，空军的报告正是根据这些照片撰写的。要想正确无误地作出判断仍然是极为困难的，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做出了结论，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正确的，而空军的结论是错误的。差距确实存在——但我们处于优势的一方！

　　恰逢此时，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的新闻部长阿瑟·西尔维斯特对我说：“鲍勃，你还没有召见五角大楼的新闻工作人员呢，你必须要召见他们的。”我对他说，我对华盛顿的新闻界还一无所知，况且我对召见他们还未做任何准备。

　　“没关系，”他说，“这帮人还不错，他们不会为难你的。”

　　实际上，就像这些人自己承认的那样，他们是一伙高明的骗子。

　　我不再坚持了，同意午后在我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里会见他们。记者们蜂拥而至，房门被关上了，阿瑟·西尔维斯特宣布了基本的程序。我只知道此次会议是不能记录的，但是，阿瑟·西尔维斯特已经明白无误地说到，会议的主题是“关于背景资料”——这就意味着，记者们是可以发表他们所听到的东西，只要他们不指名道姓地提到我。然而，在那时，我还并不知悉其中的差别。

　　会上第一个问题就是：“部长先生，你就任已经三个星期了，你对导弹差距的问题有何高见？”

　　我回答说，我上任后即对此问题进行了仔细地研究，并且已经做出了结论，那就是，如果说存在着这种差距的话，那么，我们则是处于优势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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