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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12月1日,第二次圆桌会议结束,这次会议实际上未达成任何协议。圆桌会议进行期间,英王曾召见圆桌会议代表。事先有人提出:甘地这种苦行僧的装束入宫觐见,不合定规。甘地表示如果要他换装,他宁可不见英王。结果甘地还是腰缠一块土布,身披一块土布,衣不蔽体地走进了白金汉宫,引起舆论哗然。当甘地被问及穿这身衣服是否合适时,他诡谲地答道:“国王陛下有足够的衣服供我们俩人享用。”

  虽然谈判失败,但借这次欧洲之行,甘地却给欧洲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奇异的装束、独特的饮食习惯,令人难忘。他拒绝到豪华宾馆下榻,情愿到伦敦东区贫民窟投宿,他会见矿工、孩子,还与坎特伯雷大主教、萧伯纳、路易·乔治、拉斯基教授、林赛博士、欧文爵士、查理·卓别林等广泛接触,均收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甘地旅欧期间,正值英国经济危机积重难返、失业剧增、世风日下之时。对英国人来说,甘地既富魅力,同时又令人不安。在人们怀疑与困惑、甚至怨艾的氛围中,他向世人宣传他的令人迷惑的主张:“因为我们为争取自由,选择了独一无二的途径……整个世界厌恶地看到鲜血流淌,它为此正在寻找出路。我可以自信地说,唯有印度这块古老的土地,可以为渴望和平的世人指引一条道路。”欧洲人虽然对他的学说付之一笑,然而甘地动身返回之时,数千名法国人、瑞士人、意大利人聚集在通往布林迪西港口的铁路沿线两侧,渴望一睹站在三等车厢玻璃窗下的瘦弱身影。

  在巴黎,欢迎的人群把整个巴黎北部挤得水泄不通。甘地不得不站在行李车上向前来欢迎他的人发表讲话。在瑞士,他受到挚友、作家罗曼·罗兰的款待。在罗马,他警告法西斯主义将一触即溃,土崩瓦解。

  旅欧期间,甘地对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经济危机发表了看法。当时美国汽车大王福特认为危机是暂时现象,甘地曾就此问题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他毫不掩饰地表示:“我不相信这套理论。福特的看法,含有幻想。假如不注意平均分配的问题,大量生产的结果将是世界的悲剧。如果每一国家都大量生产,市场便发生问题。眼前机器也许可以供给人们的需要,但毕竟集中在少数地区,势必要设法注意分配问题。除非能使落后的地区都能解决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否则便难免不发生极大麻烦。”谈到印度的未来生产计划,他肯定印度今后也是要大量生产的。但不是以暴力为基础,也不是由少数工人操作复杂机器来进行,而是在每一个劳动者家里进行,使用的机器也是最简单的机器。他否认他从根本上痛恨机器,他反对的只是集中生产的大机器,凡是不能为大众共享的东西,他都反对,尤其厌恶特权与垄断。

  1931年12月18日,甘地心情沉重地返回了印度。更让他失望的是,他发现在他出国期间,政府不仅未遵守他与总督的停战协议,而且还在加紧镇压活动,一切和平已成泡影。

  1932年1月2日,甘地主持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恢复不合作运动的决议。

  然而为时已晚。由于对政府的妥协转移了群众斗争的视线,在印度造成了失望、消沉与屈辱感,主动权已掌握在政府手中,从而大大便利了它对运动的扼杀。1月4日,甘地和当时的国大党主席被关进监狱,大规模的搜捕在全国展开,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团体,随之一切和它联盟或同情它的、或进步的组织,如农民协会、青年团、学生联谊会等数千个社团组织统统被宣布为非法。新闻、报纸、通讯受检查,言论自由被取消,房产、财物等均遭没收。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在对国大党和进步力量磨刀霍霍的同时,英国也在形式上准备扩大地方自治的基础,给一些效忠政府的势力施以小惠。“分而治之”的一贯政策得以贯彻,依照麦克唐纳的“宪治方案”,少数派将实现保障名额分别选举制。

  轰轰烈烈的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又进入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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