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46)_虚阁网

四六

　　甘地因此而遭致许多群众乃至他的追随者的不满。有群众示威游行，并当面指责他的协议是卑鄙的，出卖工人利益的。还有人举黑旗喊“打倒甘地”，骂他是“独裁者”。但他的威望，他的善于变通与极强的宣传说服力，往往多次使他摆脱困境，化险为夷，这一次也不例外。许多国大党领袖人物尽管心有未甘，但对甘地还是不能不服，再说，在英国政府严酷的镇压下，运动事实上已锐气大挫，而和谈又转移了人民斗争的视线，已很难立刻重振；尼赫鲁和他的同事们一样，不希望成千上万的英勇战士继续在监狱里备受煎熬与折磨，不希望在持续3个星期的谈判之后得到一个谈判破裂的结果，而让人民失望，他们更不想让他们的领袖为之呕心沥血换来的一点“成果”化为乌有。

　　正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1931年3月29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卡拉奇召开大会，会议审阅并批准了甘地—欧文协议；同时也郑重宣布国大党所奋斗的完全自治目标并未改变；如果可能，国大党也将出席任何会议与英国代表协商争取由印度控制自己的国防、外交、财政等权利，大会授权甘地为出席圆桌会议的首席代表。

　　卡拉奇会议后，国大党基层组织以惊人的纪律接受了这一新指示，停止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则积极准备与英国在伦敦圆桌会议上再度谈判。但甘地认为，他的伦敦之行取决于两点：即休战协议的顺利执行与教派问题的解决。可以说，甘地通往伦敦的道路充满重重障碍。

　　维持教派分歧是英国实行分而治之的一个重要前提。在拟议召开的圆桌会议中，它同样被英国赋予了特别的重要性。圆桌会议的代表几乎全部由政府指派，政府遴选他们主要是为了强调教派的和局部的利益，着重于这些分歧而不是共同利益。政府甚至公然挑衅似地拒绝指派任何民族主义的穆斯林领袖。甘地认为如果英国一开始就在教派问题上纠缠不清，那么真正的政治经济问题将不会得到适当考虑。因此他向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指出：只有在有关各方之间事先对教派问题达成某种谅解，他才能去伦敦。

　　为促进教派团结，甘地从新德里到阿姆利则，从阿赫米达巴德再到孟买，忙个不停，但所有这些努力，不过是甘地的一厢情愿，教派之争愈演愈烈。

　　政府方面对协议的态度也令甘地头痛。4月18日，甘地曾与即将离任的欧文总督交涉，希望其能履行诺言，对欠税的农民宽大为怀。5月中旬，他又造访新任总督威灵顿勋爵，向他报告各地政府不履行协议的严重情形，但新任总督看起来比前任似乎更为冷酷而顽固。

　　鉴于国内形势，6月9日，甘地向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提议在上述两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不愿赴伦敦。提议遭到否决。

　　7月中旬，印度人民与英殖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更趋紧张。7月底，孟买省代理省督遇刺，险些丧命，刺客为一学生。5天以后，亚里坡地方法院院长又被刺身亡，英国舆论认为是国大党所主使的，英国人纷纷集会，请求政府采取行动。甘地指出政府绝不可再滥施高压，如果没有决心和勇气来应付，不妨让国民自决。同时，甘地和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也谴责暗杀行为。

　　8月8日，甘地再次就伦敦之行发表意见：“如果缺乏必要的气氛，此行毫无意义。如果印度教徒、穆斯林与锡克教徒不能和睦相处，我便不能前往伦敦；如果像现在这样，依协定本该释放的人还关在狱中，新的拘捕还在进行，农民的痛苦丝毫没有减轻，我就不能赴伦敦。”谈及这些问题，甘地忧伤无比，几次泣不成声。

　　14日，沙甫诺与贾雅卡等人已与甘地辞行，前往伦敦。玛拉维亚、奈都夫人和帕塔里则退掉船票，留下来等甘地。随着会期逼近，甘地与政府之间加紧争议，但双方均未真正关闭谈判大门。甘地发表声明，一旦问题得到解决，他当即赴往伦敦。同日，甘地致书威灵顿总督，想弄清楚国大党如不出席圆桌会议，临时协定是否继续有效，并表明不管政府怎样破坏协定，国大党均将信守不渝。总督立即答复甘地，指责国大党不守信用，但表示政府仍准备采取和缓措施，一切视国大党态度而定。

　　随后甘地又给总督去电，要求会晤，总督应允。8月25日，甘地、帕迭尔、尼赫鲁、迦法罕等前往西姆拉与总督会晤，28日谈判结果公布，称第二次协定。协定规定甘地应出席圆桌会议，政府立即调查巴多里事件，其他类似事件，则由正常方式提出。国大党如认为政府故意采取高压手段，有权恢复不合作运动。这样，直到最后一刻，甘地才下决心从西姆拉搭乘特别专列赶上了29日开往伦敦的邮船，开始了他的伦敦之行。

　　1931年9月7日，第二次圆桌会议在伦敦召开。圆桌会议开幕那一天，正逢星期一，是甘地的静默日。甘地初立誓言时就曾自订守则，如遇本人或旁人紧急危难必须讲话时或应总督与高级官员的约见而不能保持缄默时，虽在静默日，还是可以讲话。因此，这一天甘地还是代表国大党发了言。他表明自己是抱着合作的态度与谋取协议的精神而前来伦敦的，他希望会议闭幕时，能带着一种令人满意的结果离开英国。

　　可是他很快发现，会议的气氛与他的期望相去太远。英国的政策是拖延对基本问题的考虑，而把时间或多或少地消耗在次要和无关主旨的问题上。会议中大多数印度成员对英方的政策亦步亦趋，说得确切些，这些人代表着印度的各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和英帝国主义相勾结，并且希望从英国那里得到发展和保护。至于那些来自教派问题上的各种“少数”和“多数”集团，更是以彼此之间不能取得一致而闻名。英国政府正是看中这一点而把他们请到圆桌会议上来的。

　　在这样一个集会上，甘地企图接触民族的自治与发展问题，显得可怜而又可笑。甘地的不修边幅与这富丽堂皇的会议大厦和衣冠楚楚的与会代表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很多时候，甘地往往孤零零地坐着，一言不发，只是他仍以惊人的耐心坚持他的努力。在少数委员会中，他以整整一周的时间忙于召集并主持多次非正式会议，试图解决教派问题，但宣告失败。随后他建议，在事先不达成教派协议的情况下，完成制宪工作。这一建议也遭到少数党的拒绝。甘地则拒绝在中央实施两头政治，并反对延期建立中央与各省的责任政府。

　　他所主张的印度自治就是要由印度人独立地管理印度的财政、国防和外交。

　　这一切注定了甘地的这次伦敦之行必以无结果告终。11月28日，新任首相麦克唐纳在他亲自主持圆桌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中明白无误地说明了拟议中的印度政府乃是联邦制，议会享有部分权利，若干权利仍由殖民政府把持，以及未来在印度的选举中将采取依宗教划分的保留制等。这一切令甘地无比义愤，他即席发言，毫无掩饰地表明了他的观点：“我想印度大陆争取自由的伟业，也不是唇齿之争可以解决的。但只要野草之中尚有一寸土，我还是要来解释国大党的立场。假如大家真能了解印度是无论如何也要获得自由的，我想你们便会发现我常常有着可以协商的余地。你可以手拈一朵玫瑰，随意欣赏，可是一定要是真玫瑰，而不是纸花。我所争的不是赶尽杀绝任何人……而是要使我的国家能由奴隶的地位得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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