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45)_虚阁网

四五

　　1931年2月6日，老尼赫鲁逝世。在他弥留之际，甘地一直守候在身边，葬礼及善后事宜也由甘地一手操办。甘地虽然和尼赫鲁父子观点常有分歧，但他与尼赫鲁家却有深厚的友情，他对老尼赫鲁这位不屈不挠的斗士极为尊敬。葬礼之后，甘地对报界发表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

　　就在老尼赫鲁逝世的当日，一大批自由主义分子随着其他出席圆桌会议的代表在孟买抵岸。他们立即发表声明，称印度获得自治领地位已有保障。2月8日到14日，这批人的代表沙甫诺前来阿拉哈巴德与甘地会商，但甘地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益的东西，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建议甘地直接去与欧文总督谈判。

　　甘地一向愿意主动地和他的对手见面讨论任何问题，他具有充分的自信，相信自己不仅能从理智上说服对方，而且能找到引起别人善意和高尚情感的途径。

　　甘地很快给总督拍去长电，提议和谈，总督同意。16日，甘地便动身前往德里。几天后，国大党中常委也跟到德里。17日，甘地与总督开始正式谈判。国大党的和平条款是大赦，立即停止迫害，发还被没收的财产，撤销基于政治立场给予公务员的惩罚。准许自制食盐，禁酒与洋布，调查警察暴行等。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虽尊重和信任甘地，但对条件一点也不肯放松。政府方面的态度也很坚决，其强大压力主要来自丘吉尔为代表的强硬派。丘吉尔认为丧失印度，将是对英国的致命打击，将使之从此堕落为小国。他对甘地极力鄙薄，在一次演讲中出语惊人，他说：“瞧那位伦敦大学法学院出身的长于煽动的律师，现在却装成东方人常见的苦行僧模样，半裸着身子，居然大踏步地走进副王府，在那儿一边与我们的皇帝的代表呷茶交涉，一边还在继续煽动非暴力抵抗。”

　　和谈就在双方紧张的对峙中艰难进行，整个谈判时断时续，常常因微小的细节乃至措辞问题陷入僵局。如关于非暴力抵抗“中止”一词，甘地一贯表示，非暴力抵抗不能完全停止或放弃，因为它是人民手中唯一的武器，然而它可以暂停。欧文总督反对，要求使用含有终结意义的字眼，甘地不同意，经过艰难的磋商，最后决定采用“停止进行”。每遇问题卡壳或取得一些进展，总督与甘地都要停下来去征询各自代表的机构的意见。直到月底，双方谈判仍举步艰难。

　　为打破僵局，沙斯迭里劝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成员，只要大原则确定，不必太拘泥于细节。最后，工作委员会接受此建议，对条件作了若干修改。同时，沙甫诺与贾雅卡也劝总督不能断然拒绝国大党所要求的调查警察失职事件，总督也表示认可。双方作了让步后，谈判才有所进展。

　　直到3月5日下午，甘地和欧文才在总督府签署了和谈协议。这次持续3个星期，经过8个回合，共用去24小时的谈判总算有了结果。甘地和欧文经过这场漫长而令人疲劳的谈判后，都似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欧文提议以茶代酒，举杯庆贺，甘地赞成，但他自己的杯里只要了一点柠檬水、一点盐。他们在一起轻松地谈论着丘吉尔那些讽刺甘地的话题。末了，甘地起身告辞，却忘了土布披巾。欧文为他拾起来，说到：“甘地先生，您知道，您身上本来就没有多余的东西，如果您乐意，当然也可以连这条披巾也留下来。”

　　甘地—欧文协议的内容是：民事反抗停止进行，今后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社会活动。英印政府答应释放未使用暴力的政治犯。政府拒绝修改食盐法，但准许人民自采自制并在居住范围内使用。此外，还有包括撤销若干法令与特别限制，合法处置国大党活动程序，罚金的安排，财产的没收，辞职与解职人员的复职以及撤除军警监视等许多细目。

　　在德里那段难捱的日子里，甘地经常和他嘱意而又常常与他意见相左的国大党年轻领导人尼赫鲁交流思想。他们在一起散步并谈论一些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话题。甘地常对尼赫鲁说：“独立以后，如果国大党想继续存在，就必须通过一项自我约束。所有党员不得在国家机关中接受一个有报酬的职务，否则就劝其退党，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持其纯洁性。”他这时也很爱谈民主，但他的民主与众不同。“我认为假如一个人能够同人类最贫苦的人们融为一体，渴望自己不比他们生活得更好，并且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达到这种水平的时候，便有资格自称为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腐败和虚伪不应该再像今天那样不容质疑地成为民主政治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不应该将大多数作为衡量民主政治的真正标准。如果少数人能代表他们想要代表的那部分人的精神、希望和志愿的话，那么这和真正的民主政治并不矛盾。我认为不能使用强迫的方式去开展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精神，不能从外界强加给人们，而必须来自内部。”

　　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对甘地—欧文协定极为不满，但经过痛苦抉择，还是予以通过，并责令各级党部开始执行。至于最终能不能为全体国大党人接受，尚待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决定。

　　而政府方面却根本无意履行协议。根据协定，非暴力政治犯必须释放，但一些地方政府态度消极，以致释放过程拖得很长。除这些政治犯之外，还有成千上万政治犯被关在牢中，这些人有的被判暴力罪，有的根本未经控告、审讯、判罪就被囚禁，而且一关就是好多年。甘地在会谈过程中，多次吁请政府也考虑释放这些政治犯，以缓和政治紧张局势，但政府不予理睬，特别在对印度爱国志士巴格特·辛格等3位政治犯的处置问题上，政府根本不顾甘地再三要求减免其死刑的请求，于3月23日晚，将3人执行绞刑。这一事件引起公愤，24日，拉合尔举行群众集会，与警察冲突，死141人，伤586人，另有341人被捕。而在孟加拉、联合省及西北边省，不仅旧的政治犯未予释放，新的逮捕仍在以各种名义进行，警察和当局往往利用对待恐怖分子的特别法律和法令，来对待国大党员、工人、农民以及当局对其行为不满的其他人士。在联合省的农村，形势日益恶化，甘地—欧文协议将这一难题交给省政府解决，但省政府对此问题敷衍塞责，拖延减租减税决定，还开始强迫征收，造成大规模驱赶农民和扣押财产的状态。

　　这一切表明，德里协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暂停不合作运动的目的远未达到，但甘地本人却信守不渝。他认为假如国大党能坚守诺言，则其声望必会大增，同时可以使政府相信他们有维持和平的力量，亦如他们在不合作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力量一样。

　　为了说服满怀疑虑的国大党领导和群众，甘地利用各种场合解释他自己对协议的看法和理解，并规劝人们履行协议。3月6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人们对“协议是否与拉合尔大会关于独立决议相悖”的疑问时说，“我不以为我违约背信，没有人阻止未来的卡拉奇会议中重申拉合尔大会决议的原则。同时未来的圆桌会议中也会讨论这个问题”。“即便我在拉合尔大会当初提出争取完全独立的提案时，我就已经讲得很清楚，独立并非完全与英国脱离关系，假如我们是在从事一场暴力的战争，其结果当然是一胜一负或两败俱伤。但我们所从事的是寻求协议的非暴力的战争，我们确定了，而且也发动了。我对欧文总督所写的信，所包含的整个就是这个精神。现在的临时协议，正是我们争取我们所要求的一个开端。作为一个非暴力抵抗者，我有义务寻找这样的开端。”此外他还先后赴德里、孟买各地旅行演讲，反复说明除了使用非暴力抵抗、争取自治外，也应试一试经过谈判并履行协定以求自治。他还在《青年印度》上不断著文解释纪律和服从纪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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