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30)_虚阁网

三〇

　　5月28日，哈里发委员会在孟买通过了甘地所提的不合作运动方案。5月30日，国大党中央委员会在贝那勒斯召开，甘地主张：为了抗议对土耳其的和平条款以及亨特报告书所宣布的政府对旁遮普事件的决定，国大党应立即通过不合作运动方案。但国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与阿姆利则会议所通过的原决议精神不符，且在国人尚未能明察全部情况之前似乎不宜立即有所行动，因而一致决议，年内另于加尔各答召开一次特别全体会议，讨论甘地的建议。

　　6月1日，印穆两教300多代表集会，贝桑特夫人、玛拉维亚、沙甫诺、秦塔玛里等人出席，贝桑特夫人试图劝阻在场的代表不要参加不合作运动，但代表们不置可否。大会未获具体结论，但甘地借此已了解民心所向，他已不能再等国大党作最后决定。

　　6月9日，全印哈里发委员会在阿拉哈巴德举行，一致重申甘地不合作运动的原则，同时还指定一执行委员会草拟各项行动细则，并决定给总督一个月的时限，过此则在甘地领导下发动运动。

　　6月22日，甘地再次上书总督，希望总督纠正在哈里发问题上的错误，但毫无结果。7月7日，不合作委员会颁布行动方案，其中包括退回封号、辞去荣誉职位、抵制学校与学院以及拒绝法院诉讼与退出立法会议、推进土布运动等。

　　8月1日，在被定为不合作运动发动之日，20年代印度政治舞台上最具声望的国大党领袖提拉克逝世。提拉克是印度伟大的民族英雄，早在1895年他就首先提出自治口号，一直是国大党激进派领袖，1905～1908年印度民族斗争的实际领导人。在1915年温和派领袖戈克利去世后，开始了国大党历史上的提拉克时代，在他的努力下，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终于携手合作，为印度民族革命高潮的来临准备了基础。提拉克的死使印度全国陷入空前的悲哀之中，甘地闻讯悲恸万分。这天早上，甘地偕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小尼赫鲁）立即从信德省赶往孟买，加入了万人参加的送葬礼，在万民悲咽声中，提拉克的遗骨在薄暮浓雾中火化。

　　提拉克的死给甘地巨大打击，甘地在《青年印度》中写道：“我最坚强的堡垒垮了，提拉克已不在了，我很难相信他已经死了，他是人民这么重要的部分。今天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像提拉克这样获得群众支持，他受同胞的爱是无可比拟的。他无疑是人民的偶像。他的话是千万人的法律，我们中间的巨人已经长眠不起，再也听不见他狮子般的吼声。”

　　提拉克之后，谁将领导印度？在人民的企盼中，甘地开始了他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

　　1920年8月1日，甘地写信给总督蔡姆斯福德爵士，退还英皇授予他的勋章，并表明自己将不再敬爱一个“无耻、不道德、不讲理”的政府，发出了不合作运动的讯号。

　　总督对甘地此举大光其火。他指责不合作运动为“最无用的”、“设计恶劣的”、“内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形容整个运动是一切方案中最愚笨的，企图以此挫败甘地的信念。

　　甘地随即予以回敬。他说：“不幸得很，就在阁下的讥讽侮骂中，此一运动将渐次扩大，亦如政府之高压即将来临，任何一项伟大的运动都可能打消，但决非暴怒、忽视或辱骂其创始人所能奏效，我乃注意行动之人，又是不合作委员会之一员，负责领导此一运动足见它不是空洞的，它也不会不切实际，只要人民响应。”

　　不合作主张一开始在国大党多数政治家中也得不到支持。批评、怀疑、责难来自四面八方。有人怀疑非暴力不合作将导致暴力，认为群众一旦被广泛发动起来，要控制在非暴力范围内是不可能的。有人认为完全的不合作没有必要，殖民当局已宣布实现改革，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也算是多年斗争的结果，实现不合作等于前功尽弃。还有人对不合作计划中包括的各种抵制能否行得通表示怀疑，等等。

　　为了廓清误解，让其主张深入人心，甘地通过他主办的《青年印度》及《新生活》杂志，大力宣传不合作运动的真义，从各方面阐述不合作运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青年印度》当时的发行量已由2500份上升到40000份，甘地的宣传自然在各阶层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撰写文章外，甘地经常采取的另一手段就是到各地旅行演讲。这一次，他同萧克·阿里及其他穆斯林领袖分别赶赴旁遮普、信德、马德拉斯各地。甘地赤裸双脚，身缠土布，鼻端架着钢架眼镜，出现在偏僻落后的山村、人群密集的都市或三等车的车厢里，无论路途多么遥远，也不论是刮风下雨，他从不停止演讲。其实他不仅仅是用他的语言、思想，而且是在用他的赤诚忠心和整个人格力量在从事宣传群众的工作，在饥馑肆虐的印度，在宗教影响无所不及的印度，甘地苦行者的形象及其惯常使用的宗教语言与仪式赢得了那些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却崇拜偶像的人们的狂热拥护，人们把他作为印度的先知和神明加以顶礼膜拜，这是国大党其他著名领袖望尘莫及的。

　　为了让国大党接受他的不合作方案，甘地没有坐等国大党特别会议讨论通过后再采取行动，而是先开展运动，以便充分显示效果。由于他注意宣传和组织群众，运动开展后得到积极的响应。在信德、旁遮普、古吉拉特、联合省、比哈尔、孟买、孟加拉、马德拉斯等地，运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

　　群众已充分发动起来，国大党领导机构不可能再坐等旁观，而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

　　国大党特别大会于1920年9月4日～9日在加尔各答举行，这次会议是新旧力量的一次激烈的斗争，出席代表5800多人，几乎包括所有国大党著名领导人，如贝桑特夫人、玛拉维亚、老尼赫鲁、达斯等。甘地前去参加会议时，见这阵势，也不免有些惶恐，对于他正在开展的运动能否得到通过没有把握。他回忆说：“我像是处在茫茫大海中，不知谁将支持谁将反对，……我只看到众多老将都都已出席会议。”

　　会前，国大党政治家中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准备联合反对甘地的不合作计划，其代表人物有老尼赫鲁、达斯、贝桑特夫人等。甘地在会上提出了他在旅途中起草的不合作运动决议案，尽管有贝桑特夫人等始终公开强烈地反对甘地意见，但会议结果却令人满意，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案分别以144∶132和1855∶873在提案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通过。

　　这主要是因为甘地的不合作计划有许多支持者。一是来自各省的普通代表，他们多属资产阶级下层，即普通知识分子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二是受甘地影响最直接的和原来政治上不太发展的地区的代表，如哈里发运动最早发动的联合省、阿姆利则惨案发生的旁遮普、甘地领导过坚持真理运动的比哈尔与孟买省内古吉拉特的代表，他们投甘地票最多。三是孟加拉、孟买地区的资产阶级代表。四是国大党内的穆斯林代表。上述四部分人支持甘地，说明甘地的策略得到资产阶级、广大小资产阶级及普通知识分子的拥护。

　　但多数老政治家还不准备后退，按规定，特别会议决议须经国大党年会最后认可，所以他们决定在年会上作最后较量。特别会议之后，首光面临的是抵制立法会议问题，必须明确表态。国大党内的反对抵制的势力鉴于加尔各答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不好公开对甘地的纲领和观点提出反对，加之群众对抵制立法会议选举积极拥护，使一些政治家们从维护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的角度考虑，也不敢贸然行事，所以选举前夕，达斯、麦尔卡尔等人改变了态度，也宣布抵制选举。多数政治家宣布抵制选举，这就从根本上打乱了反对势力的防线。

　　抵制立法会议选举充分显示了不合作运动的力量。由于大批人拒绝投票和作候选人，使选举信誉扫地。如中央省只有22％选民投票，52个选区中有7个选区没有候选人，有33个选区只有一个候选人，其他省份参加投票的人数也只在20％～30％，比例最高的孟加拉省也不过40％。

　　不合作运动在其他方面也有些进展，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共有44名律师抵制出庭，46名治安长官放弃职位，33名自治机构成员退出自治机构，61人退回勋章或放弃荣誉称号，120名政府职员和教员放弃公职。不合作运动在资本家和商人中所获支持加强。不过，由于国大党许多政治家对不合作还三心二意，所以这些方面的进展不如群众性抵制立法会议选举那样引人注目。

　　由于抵制立法会议不成问题，对甘地的不合作纲领反对的焦点转移到抵制学校、法庭和放弃公职等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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