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29)_虚阁网

二九

　　关于改革法案的决议文，系达斯起草，提拉克附议，经提案委员会通过。达斯、提拉克反对新近颁行的改革方案，他们在决议文中称该法“不切实际、不合需要、令人失望”，甘地则主张法案决议文应以政府对人民的合作为基础，予以相等的合作，所以甘地和玛拉维亚一样主张对原决议案进行修正，去掉“令人失望”的说法，并建议应以合作的态度接受改革法案。提拉克、达斯、贝桑特夫人坚决反对甘地的修正案。

　　双方意见尖锐冲突，相持不下，以致甘地甚至产生退会的想法。为维护团结大局，大会提出一个折衷意见，双方在此基础上达成和解，此后通过的决议案实际上是折衷意见，决议案称：

　　1．本会重申去年谋求充分负责政府的宣言，反对一切相反的结论。

　　2．依德里年会所通过的决议，衡量宪政改革，认为它不切实际，不合需要，令人失望。

　　3．至盼英国国会本着民族自决原则，早日在印度采取一切可能步骤，建立充分负责政府。

　　4．相信有关人士当可实践改革，加速充分负责政府之建立，实属可能。

　　阿姆利则大会还通过其他各种问题的议案50多种，如主张复兴手纺手织的土布决议，推定一委员会，修订并起草新党章。由于旁遮普事件的正式调查报告尚未提出，大会未对旁遮普问题作出重大决定。但呼吁印度政府国防大臣在法律制裁之前应解除狄耶将军的职务，并认为印度政府与旁遮普省政府对未及时公布惨案结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立即解除旁遮普省督奥德维爵士的陆军委员职务，并调走总督。会中还决定指定一委员会，负责拟定一项纪念殉难者的办法并募集基金修纪念馆。

　　穆斯林联盟、哈里发委员会等同时也在阿姆利则开会。穆盟除通过决议抗议阿姆利则惨案，反对对土耳其的瓜分外，还就改革法案问题通过了一项与国大党精神相同的决议。

　　温和派或自由派人士拒绝出席国大党年会，他们自行在加尔各答举行会议，等着贯彻英皇新颁法案。

　　虽然甘地同国大党老一代领导人的初次正面交锋遭到激烈反对，但他获得了在国大党内开展政治活动的经验教训。他也看出普通代表对他极为欢迎，而且他自己在旁遮普的调查工作、在南非公众工作中锻炼出来的组织能力及表达能力也得到了国大党元老如提拉克、达斯、老尼赫鲁的赏识和信任，他因此对前途充满信心。

　　会后甘地便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致力于一些实际工作，其一就是继续调查旁遮普事件。他在经过详细调查，严格考证核实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份无懈可击的报告书。报告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英国殖民当局在旁遮普所作的种种惨无人道、卑劣无比的行径。这份报告于3月25日公布后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做的第二件大事是为纪念阿姆利则大惨案募捐。为此甘地到处游说，为筹建纪念馆募集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第三，负责修改党章。国大党的党章是很久以前戈克利起草的，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显然已不能适应需要，过去历次年会都提出过修改党章的问题，但没有人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甘地早对国大党的组织形式颇为不满，他发现国大党年会在闭会期间事实上没有什么机构进行日常工作或者处理这个时期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国大党大会也是非常臃肿，软弱涣散，脱离群众，大会对代表人数毫无限制，对各省代表的人数也未规定。甘地认为限制和清除这种种弊端实在刻不容缓，因此他在大会上自告奋勇地接下了修改党章的工作，并以高度责任感开始了这项艰苦细致却意义深远的工作。他起草的新党章以后在国大党那普尔年会上通过。

　　1920年年初到年中，印度政治局势的发展，使甘地的反帝立场进一步发生变化，其中一个重大事件是英国对哈里发问题的态度。

　　早在大战期间，印度穆斯林为维护哈里发的地位，强烈要求英国在与土耳其签约时，为土耳其保留伊斯兰教圣地和阿拉伯属地，不要损害土耳其苏丹——哈里发的地位。英国首相在战时也曾允诺这些要求，但酝酿和约的情况表明，英国当局同样不打算实现这个诺言，这使印度穆斯林大为震惊。在1918年穆斯林联盟年会上，已有人要求穆斯林立即行动起来为维护哈里发地位而斗争。

　　1919年孟买的穆斯林首先建立了“哈里发委员会”，领导人是阿里兄弟，这一运动得到许多地区赞同。甘地认为这正是加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合作的好机会，并想因势利导，将其纳入反英民族斗争之中，所以甘地对哈里发委员会及其领导的运动予以全力支持。同年11月在德里召开的全印度第一次哈里发会议，决定采取坚决行动向英国当局施加压力，要它考虑穆斯林的要求，还有人提出在必要时对英国当局展开圣战。甘地参加了这次会议并首次提出了“不合作”思想。这次会议也根据甘地的建议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具体考虑在必要时采取不合作的步骤。

　　1920年年初，对土耳其和平条款中提议剥夺土耳其苏丹兼任哈里发（伊斯兰教教皇）的权利，穆斯林认为这是反对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也背弃了英国政府的诺言，极为愤怒。1920年1月，当时穆斯林联盟已派代表团前往总督府请愿，其中有后来著名的国大党穆斯林领袖阿萨德。请愿毫无效果，他们又决定由阿里率团赴英请愿。但在如何采取有效压力问题上，领袖们始终找不到办法。甘地应穆斯林领袖之邀赶赴德里，共商对策，经过长达3小时讨论后，甘地提出了一项详细办法。此后甘地又多次与哈里发运动领导人研究磋商。

　　3月10日，甘地在一篇历史性讲话里，对外宣布了他的行动计划，“如果要求不被答应，怎么办？野蛮的方法便是战争，公开的或秘密的。此一方法应不予考虑。只看其不切实际便可知道。假如我能劝说每一个人，相信这不是好的办法，那么我们就能更快地达到合法的目的。个人或一个民族，若能拥有扬弃暴力的力量，其力量必是最纯洁有效而且不可抵御……不合作乃是我们唯一可循之途，这是最纯洁、最有效、而且绝对不假暴力的方法。当合作变成了屈辱或损及人所信奉的宗教情操，则不合作乃成为义务……我们可以从最高或最低的地方开始，凡拥有荣誉、职位或奖金的人，应立即退还，在政府中充当仆役的也当辞工。但不合作不适用于私人性质的个人职务。我不同意去威胁那些不愿采取不合作主义的人，唯有志愿的撤回，才能证明大众的情绪与不满。至于建议士兵脱离部队这一点，时机尚未成熟，这是最后的一步而不是最早的一步。当总督、国务大臣及首相皆不理会我们时，我们就有理由采取这一步。撤回合作的每一步骤，都需经过仔细考虑，我们必须缓缓进行，一定要在高昂的情绪中保有自制。”

　　路易·乔治在3月17日接见阿里代表团时拒绝了穆斯林的要求，印度穆斯林立即作出激烈反应，他们决定以3月19日为国耻日，在这一天他们将举行绝食、祈祷。

　　3月19日即国耻日这一天，甘地提出了他的不合作运动议案。议案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一项抗议与一项祈祷。抗议英国对哈里发问题采取的暴力与不负责任的立场，希望英国的部长和政治家能同情印度穆斯林的宗教热忱，求得光荣的解决。第二部分是警告有关方面，假如解决的结果完全相反，则印度极可能全部撤回对政府的合作；第三部分是正告国人，不得作任何煽动暴力的演讲和行为。决议案中最后是穆斯林的一条保留意见，如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失败，为了实现正义，他们将采取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一切手段。

　　5月14日，印度官方报号外公布了协约国瓜分土耳其领土与伊斯兰圣地的和平条款。同时，亨特委员会的调查书也于5月28日通过，该调查书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满纸胡言。这两件事给甘地当头一棒，使甘地真正认识到英国当局不但根本无意兑现战时谎言，而且蓄意侮辱印度人民的感情，“再不配享有印度人民的好感与合作。”

　　这两件事也等于在民怨沸腾的印度火上浇油，大大激发了印度人民同英殖民者的矛盾。甘地审时度势，决定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推动反英斗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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