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31)_虚阁网

三一

　　1920年12月，国大党那普尔年会召开，出席代表14582人，创历史最高纪录。

　　甘地的优势从会议的头一天就显示出来，选举提案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是除孟加拉外，所有省份都是甘地支持者占多数。持反对意见的一些著名领导人本已作好各种联合起来反对的准备，但会上的倾向性如此明显，他们只好服从多数人的意志，转向甘地。结果甘地的不合作决议原案经过些许修改补充后，由达斯提议，甘地附议，比·帕尔、拉·拉伊、穆罕默德·阿里等各位领导人署名支持，获得一致通过，成为指导国大党活动的总路线。

　　这次年会还通过了甘地起草的新党章。新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斗争目标是以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实现自治。如果可能，是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自治，如果不可能，就脱离英国而自治。这是国大党第一次把争取自治明确纳入党章。党章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国大党的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其主要点是：建立中央常设办事机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中常会）领导日常工作；各省党组织按语言区建立，党组织建到县级（某些地方建列税区一级）；国大党年会代表和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成员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这样改革的结果是“使国大党真正具有了群众性、代表性与能动性”。尤其是它把原来很少受国大党注意的普通群众和原来落后地区的群众大量吸收到党内来，使各省在党内决策上具有同等地位，从而打破了先前由孟买、孟加拉等少数几个省的头面人物把持国大党的局面。它也意味着最积极拥护不合作策略的力量进入国大党，取得重要地位，这为今后贯彻执行不合作策略提供了组织保证。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甘地一向主张的建设性纲领，如印穆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和推广土布等，从此国大党籍的印度教徒党员便负起了从印度教中消除不可接触制的责任；国大党也由于提倡土布而和印度工农大众建立实际接触，大会通过的为哈里发问题进行不合作的决议则是国大党为促进印穆团结所作的一个重大的实际尝试。

　　甘地在那普尔会议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孟加拉纪事报》称那普尔年会是“甘地的大会”，一位英国高级官员在给总督的信中说：“这次会议的显著事实是建立了甘地个人对所有政治领导人及其追随者的统治。”

　　国大党的加尔各答特别会议和那普尔年会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标志着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路线与策略终于被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家们共同接受，也标志甘地在国大党内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亦即国大党“甘地时代”的开始。国大党在甘地领导下焕发出新的精神面貌，它不仅同广大群众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而且以不合作代替响应性合作，以群众性直接行动代替了宪政鼓吹，从而使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向深度、广度发展，并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即非暴力的道路。

　　那普尔年会通过甘地的不合作计划，极大地鼓舞了当时正在开展的群众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开辟非暴力革命的途径，国大党号召国民加紧进行抵制运动并全力推行手纺手织，同时劝告律师退职、学生退学。

　　不合作主张首先在孟加拉获得了积极响应，1月初，成千上万的男女学生走出公立学校。甘地对群众的热情积极鼓励，他访问了帕迭拉，主持该地的比哈尔民族学院开学典礼，不到4个月时间，在帕迭拉、阿利迦、阿赫米达巴德、孟买、贝加勒斯、德里等地都开始创办民族学院，孟加拉、古吉拉特、比哈尔等处创办了国立大学，甘地与穆罕默德·阿里合办了国立伊斯兰大学。

　　律师停业、官员退职也蔚然成风。大名鼎鼎的律师如老尼赫鲁、帕泰尔、卜拉沙德等人均放弃律师职务，领取月薪不超过一百盾的薪水为公众工作服务，尤其老尼赫鲁这位收入丰厚、从思想到生活方式都模仿西方的知名人士也同过去的生活告别，的确是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再如鲍斯这样一位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政府官员，也受到甘地人格的感召，放弃高官厚禄，出任刚刚创立的加尔各答民族学院院长，积极致力于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在这次运动中，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携手，表现出空前团结、友善的气氛。有些正统的印度教徒甚至请穆斯林到其家中吃饭并参加伊斯兰教集会，穆斯林也常举行集会请印度教徒参加，穆斯林领袖常请甘地为他们举行的集会演讲。

　　不合作运动使印度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个饱经忧患的苦难民族满怀激情、充满自信地开始了新的生活。即使在偏远乡村，国大党、自治、旁遮普事件、哈里发问题也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甚至哈里发一词也被人民理解成“反抗政府”的意思。正像尼赫鲁所说：“一个精神萎靡不振、落后的、四分五裂的民族忽然昂首挺胸参加全国有纪律的行动，这种行动本身就使群众产生了不可抵抗的力量。”

　　一方面是群众热情高涨，另一方面是政府的威信日薄西山。一个失信于民却又不愿顺应时势、改弦更张的政府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威胁利诱、恩威并用。此时贝桑特夫人及其亲信与自由主义分子结成联合阵线，反对不合作方案，与国大党分道扬镳。英国政府加紧拉拢这批人，试图借此组成一支有影响的阵线。于是一些自由主义分子很快跃居改革方案实施后的部长或高级官员职位，帮助政府反对不合作运动，如班纳吉获得爵位，辛罕爵士被任命为第一个印度籍比哈尔·奥利省省督。沙斯迭里则被冠以皇家特使的头衔受命前往英国各自治领土乃至美国等地访问，等等。

　　3月中旬，政府开始镇压行动，它下令禁止所有未经许可或不受津贴的活动，对一些重要人物的行动也大加限制，但是这些不仅无济于事，相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合作运动各项计划仍在循序渐进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也在各地不断发生。1921年，全国的罢工次数增加到396次，参加人数达60万人。虽是非暴力运动，但群众在斗争中，往往冲破非暴力约束，如在联合省、孟加拉省、旁遮普省爆发了农民武装斗争，特别是马德拉斯省的摩普那农民的起义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起义者宣布成立“哈里发王国”，建立村管机构。

　　时局的发展令甘地感到棘手，在甘地看来，暴力斗争是对他殷切期望的运动的严重打击。为防止大规模暴力发生，甘地决定暂缓群众性不合作运动，而将主要精力转向推进土布运动。1921年7月18日，依新党章选出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孟买开会，决定国大党的中心工作是限于9月30日以前禁绝洋布，同时加紧提倡手纺手织的土布工作。工作委员会号召国大党党员从8月1日起均不得穿着洋布衣服。

　　为表明禁绝洋布、推广土布的决心，7月31日，甘地在伯利的乌玛索巴里广场举行焚烧洋布的群众集会。数千群众参与了这一烧布壮举，他们将搜集到的洋布及其制成的衣服集中起来，付之一炬，当火焰腾空而起时，群众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笑声，仿佛他们因此挣脱了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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