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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4月13日,当2万多群众正聚集在四面都是高墙,只有狭小出口的广场上静听演讲时,狄耶将军率部队来到这里。他们占据四周高墙,阻住广场出口,未经任何警告便对群众开枪射击,先是朝人群密集的讲坛附近射击,继而向人群拥挤逃生的隘口猛扫。子弹打完后,这些人整队开走。这次暴行酿成1200人死亡、3600人受伤的惨案。这就是骇人听闻的“阿姆利则惨案”。

  然而暴行还在上演,白色恐怖笼罩印度各地,而在旁遮普最为露骨。4月13日,旁遮普省的副省督要求印度总督批准将一切罪犯用军法制裁,领袖们纷纷被捕入狱,其中包括500多名学生和教授。枪击、绞杀、空中轰炸,严刑酷罚,令人毛骨悚然。直到好几个月后,这里发生的事才陆续被外人知晓。

  “阿姆利则惨案”和旁遮普暴行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愤怒情绪,把人民的反英斗争推向高潮。反英斗争从旁遮普扩大到50多个城市、地区,在一些城镇和农村甚至举行了武装暴动,旁遮普的农民运动尤为激烈。

  甘地对政府的高压措施感到震惊,但对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暴力行动尤感不安,他认为自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应该在人民准备未成熟之前就发动非暴力抵抗。他不断向人民解释非暴力抵抗的意义及其内在的重要性,并在孟买组成了一支非暴力抵抗者志愿宣传队。当时人民正在无比激愤之中,根本听不进甘地的那一套思想,因而甘地又在4月18日决定暂时停止非暴力运动,并号召大家协助政府恢复秩序,平息动乱。

  4月20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要求调查“阿姆利则惨案”,并敦促甘地要不顾一切后果立即赶赴旁遮普。甘地写信并电请总督准其前往,但未获准。甘地担心如执意前往,必将遭致逮捕,从而引起事态恶化。于是他思虑再三,决定暂不前往。

  全印各地对政府在旁遮普的残忍高压感到愤怒。诗哲泰戈尔退回了政府颁发的勋章,并于5月30日致信总督,对政府恶行加以谴责。国大党中央委员会6月8日在阿拉哈巴德开会,要求彻底调查旁遮普戒严期间的暴行,并指定了一个调查委员会。7月,当夏丹拉、老尼赫鲁、玛拉维亚等人前往旁遮普调查时,印度政府也指派以亨特法官为主席的官方调查委员会,国大党对政府方面指派调查委员会极为不满,并提出抗议。

  甘地不能前往旁遮普,只能听任旁遮普当局迫害人民的消息一个个传来。《孟买纪事报》主编贺里曼因著文谴责当局被调回伦敦,报纸因此被停刊。由于经营该报的另3位董事居瓦卡达斯、苏巴里、班克还掌握着《青年印度》,他们建议甘地担负《青年印度》的主编职务,为了弥补《孟买纪事报》被封后留下的缺口,《青年印度》改为双周刊。甘地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因为他回国以来一直想有块阵地来宣传他的非暴力主义的真谛,现在更希望有个机会可以为旁遮普的形势主持公道。甘地的一个朋友把自己主办的古吉拉特文《新生活》月刊也交给甘地处理。

  这两份刊物在甘地的主持下行销很广,对甘地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建立同民众的沟通起了很大作用。

  甘地赴旁遮普的请求拖了很长时间才得到总督批准,他于1919年10月17日到那里,受到了旁遮普人民热烈的欢迎。

  甘地很快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和同志们一致坚决抵制官方调查委员会,并成立了一个非官方的调查委员会,代表国大党进行几乎是平行的调查。老尼赫鲁、奇·兰·达斯、阿巴斯、铁布、姆·勒·贾亚卡和甘地本人都是调查委员会成员,甘地负主要责任。调查过程中甘地同旁遮普人民有了密切接触和了解,也发现了很多怵目惊心的事实。

  在旁遮普的工作开始不久,甘地便应穆斯林领袖哈金·阿吉布·罕与萧克·阿里之邀前往德里主持11月24日召开的全印哈里发印穆联席会议,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甘地第一次使用了“不合作”一词。当时穆斯林领袖与甘地正讨论如何有效抵制英国的问题。甘地想到,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非暴力,但又和政府在各方面保持合作,那么有效抵制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只有停止与政府的合作,才能对政府进行真正的抵抗。于是,他提出:“如果英国当局拒不考虑穆斯林的要求,就号召穆斯林完全撤销与政府的合作,印度教徒将支持这一行动。”“进行不合作原是人民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并不一定要保持政府的封号和荣誉,或者继续为政府服务。如果政府竟然在像哈里发这些重要的问题上背弃了我们,我们除了不合作外,没有别的办法。”不过,当时甘地未对不合作作进一步的解释,他本人对其含义也不甚清楚,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具体考虑必要时采取不合作的步骤。

  12月的最后一周,国大党年会特意选在发生轰动惨案的阿姆利则举行。为缓解紧张局势,英国政府赶在国大党年会前夕于1919年12月24日通过了孟太古—蔡姆斯福德改革法,作为新的印度政府组织法的基础。正式颁行的法律规定,英属印度的立法权由总督和两院(国务会议和立法会议)组成的立法机关行使。改革后的国务会议,省立法会议、各省省长、各行政机构分别由总督指派和选举产生两种代表构成。这就是所谓“双头政治”。其实,这种双头政治对英国政府的根本权力毫无触动。英国政府还作出姿态,将戒严期间被关进监狱的国大党领袖放了出来。阿里兄弟是在大会开幕时才获释。

  阿姆利则会议是国大党领袖云集的一次盛会。提拉克结束了他在英国的工作参加了会议,这也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出席国大党年会。

  甘地出席了这次盛会,他认为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参加国大党的年会。在此之前,他虽出席过几届年会,但他的发言多限于提出一些建设性主张,如提倡国语,宣传土布精神和提出南非问题决议案。出席会议也只是为了表示对国大党的忠诚。国大党多数政治家除了对他在南非的斗争表示崇敬外,并未对他特别注意。在这次会议上,甘地表现突出,他与那些久经考验、经验丰富、声望卓著的政治家们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

  甘地提出对旁遮普与古吉拉特人民的暴力行为予以谴责议案。他认为,真真实实地表现做人气魄,是虽在枪林弹雨中却仍不加报复,长期做到以德报怨,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本色,因此他提议对“暴民”予以谴责。

  提拉克本来对甘地发动非暴力抵抗就多有异议,对他要求谴责人民的法案内心也是反对的,但是提拉克出人意外地没有阻止这一决议通过。但当甘地就改革法案决议发言时,遭到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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