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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古吉拉特大会也向政府递交了请愿书,打了电报,但当地的英国官员态度强硬,拒不作出让步。其实,农民们的要求并不高,根据田赋税则的规定,如果收成在2分5以下,农民可以完全停付那年的田赋。问题是,官方宣称当年的收成在2分5以上,而农民认为不足2分5。为弄清实际情况,甘地访问了50多个村庄,并且亲自去看过他们的田地,结果证实收成的确不足2分5;为此他建议设置一个仲裁委员会,政府却固执己见,认为人民要求仲裁是“大逆不道”。最后所有的请愿和祈求均告失败,甘地和同事们商量后,决定领导农民于3月22日开始进行非暴力抵抗。

  甘地莅临指挥这场非暴力抵抗运动,对农民来说,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战斗,参加者十分踊跃。几天之内,便有二千多名志愿者申请参加非暴力抵抗,并签名立誓,坚决拒交这一年的田赋,愿承担因此而酿成的一切后果。

  刚开始,政府未采取强制手段,但看到农民们坚定不移,没有让步的样子,当局便决定使用暴力,他们强卖农民的耕牛和仅有的家具,还到处张贴处罚的通告,有许多地方的农作物也被抵押。农民受此威压,有些惊慌失措起来,有的便将田赋缴清了,有的还准备拿家具作抵押。

  为了使慌乱中的农民坚定斗志,甘地现身说法。他叫人把一块已当作抵押的洋葱地收割掉,搬走,七、八个人自告奋勇完成此举,因此被捕。甘地以此鼓励人们,他说:“这种征封尚未收割的农作物,尽管是根据法律干的,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这无异是一种掠夺,因此人民有责任把洋葱收割起来。这也是人民学会承受惩罚和遭受拘捕的好机会,因为这些都是抗命不从的必然结果。”有甘地的领导和无畏者的榜样力量,人民重新表现出空前的积极性。

  在坚持4~5个月相持不下的斗争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田赋管理处来人通知甘地,只要有能力的农民交了田赋,贫苦的人今年可以缓交。这表明政府已经屈服,人民为此欢欣鼓舞。但在人们庆祝这次非暴力抵抗之胜利的时候,甘地却感到运动没有彻底胜利,因为谁是贫苦人民的决定权,不是还要由当官的来判决吗?

  不过,甘地承认,无论如何,凯达的非暴力抵抗仍有其不可估量的意义,它标志着古吉拉特农民觉悟过程的开始,也是他们接受政治教育的开始。这次斗争,也使一些受过教育的公众工作者接触到农民的实际生活,使他们学会怎样与农民打成一片,古吉拉特的公众生活因而出现新的生命力和新的蓬勃气象。

  甘地在凯达从事非暴力抵抗的实践的同时,也不断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讲,阐述他的社会革新思想。如土布运动就是他最为热衷的一种改革建设工作,他主张,“我们应首先提倡在语言、穿着、思想上表现土布精神”,在服装上,他认为穿外国服装,违背土布精神,“我们自己的衣服式样是最适合我们的生活环境的”。

  甘地还积极倡导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如1918年他在孟买演讲时说,女子是男子的伴侣,具有同样的天赋,她有权参加各种活动,应享有和男子同样的自由。她应该在她活动的领域中取得崇高地位,亦如男子在男性中的活动一样,这应该是很自然的现象。并不一定是由于教育的结果。可是,在旧制度的荒谬势力支配下,最笨最无用的男子也能取得超过女子的地位。“我们有很多工作半途而废,就因为女子所处的环境使然,我们有很多工作徒劳无益。我们就像小处聪明大处糊涂的商人,不能在事业上放胆投资。”甘地还要求重视并改善三等车旅客疾苦。这是因为甘地从南非回到印度后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消磨在他所选择的三等列车上,因此他深知旅客的苦处。他大声疾呼:“忽视三等车旅客,我们无疑是丧失了一个教育大众的机会,教他们守秩序、重卫生、生活有规律,以及如何过简朴的生活。”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的决战关头,为确保战争的胜利,赢得印度的全力支持和维持印度国内局势的稳定尤为重要。印度总督蔡姆斯福德于4月27日特邀请印度各方领袖赴德里参加作战会议,甘地也在被邀请之列。会上总督非常希望甘地能支持募兵决议案。甘地只说了一句:“我受责任心的驱使,竭诚拥护这个议案。”

  甘地作出此举,使许多追随他的非暴力主义者乃至一般的朋友思想上发生了很大混乱。事后,有人质问:“你主张非暴力,却要我们拿起武器,是什么道理?”

  对此,甘地后来解释说动机复杂。一则他个人虽然反战,但还没有足够能力提供有效的非暴力抵抗。面对世上的罪恶,他需要忍耐与宽容,直到找到或创造一个有效的进言机会;二则是想“借帝国的政治家来证明自治的程度,除了对生死存亡的帝国提供服务,我想不到考验我自己的更好办法。况且当时我相信帝国具有乐于扶助印度获得较好自由的力量。”

  会后甘地又给总督写了封长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为慎重起见,他托专人送到西姆拉的总督行署。他在信中写道:“我认为在这危急之秋,我们应当给而且我们已决定自愿地毫无保留地支持帝国,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能成为这个帝国的具有自治领地位的伙伴。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之所以响应号召,乃基于我们所渴望的目的也能加速到来。就这一点来说,即使是自动尽义务,也是附带有权利的。人民有理由自信,您的演讲中所提到的各种改善,将可包含国大党穆斯林联盟联合改革方案中所已提出的主要原则。我相信也就是基于此一信念,故能促使参与会议的许多人们愿给政府以全心合作。”“除非很清楚地昭示人民,在最短时间内,必能使印度获得自治,否则印度人民是不会答应的。”信中他还表示他将至死抵抗有组织的暴政。当局应向官吏呼吁,不可虐待无辜,“要体察民情,看重民意。”最后他请求皇家政府负责当局,对穆斯林国家予以肯定的保证。“我相信您知道每一个穆斯林都关心这件事,我是一个印度教徒,也同情他们的请求,他们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认真关切那些穆斯林国家的权利,关切穆斯林对拜神之地的情绪;适时合理地满足印度自治的要求,这乃是帝国安全的基石。我这样写,因为我爱英国,我愿看见每一个印度人都对英国忠心耿耿。”甘地要求总督能将此信公开发表。他的意图是以正视听,同时也是为日后的交涉留下凭证。总督急于要得到甘地的支持,因而同意他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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