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25)_虚阁网

二五

　　做完这一切，甘地首先开始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决定先从他曾经成功地领导过非暴力抵抗的群众基础较好的古吉拉特地区开始。6月23日，甘地向古吉拉特发出了公开呼吁：“如果我们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学会使用武器，我们的义务就是参军。勇敢与怯懦是不能同时存在的。”“最容易最便捷获得自治的途径就是参加保卫帝国。如帝国崩溃，我们的希望也渺茫，有人说如果我们现在不争权，我们以后会受骗。但保卫帝国所获得的权力，也将是获得那种权势的权力。”甘地还到很多地方游说，召集群众大会发表演讲，印发小册子，鼓励人民自愿参军。

　　甘地原以为他曾领导非暴力抵抗的凯达地区的人民一定会积极响应，踊跃参军，然而正好相反，就像当年他在南非的情形一样，从前进行抗税斗争的时候，他一呼百应；可现在要人们去向那个压榨、欺凌他们的帝国效力，甚至捐献生命的时候，人们对他则避之唯恐不及。还有人向甘地发问：“你是一个主张非暴力的人，怎么叫我们拿起杀人武器呢？”

　　“政府为我们印度干过什么好事，值得我们同它合作？”

　　甘地是个不易灰心的人，他执拗的个性在这个时候也仍有作用，经过宣传和耐心的说服工作，还是产生了一些效果，报名应征者陆续多起来。然而，为英帝国招兵买马、爬山涉水、风餐露宿终于使甘地心力交瘁，疾病缠身。恶性痢疾使甘地的身体每况愈下，最后不得不住进医院。医生建议他稍进肉食与鸡蛋，他不肯，吃药打针也不干，这种顽固不化使他濒临死亡的边缘。好在这时德国终于战败了，英帝国赢得了战争，这似乎给他注入了一点活力，为了能尽早投入工作，甘地平生第一次违背了誓言，听从医生的建议喝羊奶，并接受了医生的手术。

　　※四、激流勇进的民族旗手

　　1918年11月，持续4年又4个多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也使印度历史进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

　　印度被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印度人民来说是一场深重的灾难。“一战”期间，英国从印度征募了150多万士兵，其中70万人战死疆场，搜括了价值2亿多英镑的粮食、物资和1亿英镑的军费。帝国主义的经济榨取和供应战争的双重压力使印度国库空虚，经济凋蔽，民不聊生。战争期间因饥饿、瘟疫、流感死亡的人数就达1100万人。加上许多省份连年遭灾，农民无法抵御任何灾害的侵袭。战争结束后英帝国主义者弹冠相庆，却没有采取任何手段改善劳动人民的处境，印度人民与英殖民主义者民族矛盾尖锐激化，工人、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愤然而起。1918年，全国开始掀起罢工浪潮，其中阿赫米达巴德、马德拉斯、孟买、加尔各答等集中了印度大部分工业无产阶级的大城市都举行了罢工。战时一直没有平息过的农民骚动有了新的高涨。从前线归来的士兵常常参与其中，成为革命斗争的新动力，表明革命形势趋于成熟。

　　战争也加速了印度民族革命主观力量的成熟。由于英国殖民当局减少了对印度的商品倾销，资本输出，增加了军事订货，还在印度实现保护关税，这些都客观上有利于印度民族经济的发展。印度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也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而大大加强，工业无产阶级队伍扩大。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在战争期间提出了自治要求，并利用战争之机推动了自治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加紧了团结合作，1916年12月，国大党温和派和激进派实现了统一，确立了激进派提拉克的领导地位。

　　统一使国大党重新振作起来，成为领导全印民族运动的中心，为战后革命斗争准备了条件。同年，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也第一次实现了合作。在双方年会上，通过了共同制定的纲领勒克瑙协定，这是印度民族发展史上又一重要事件。这个文件重申印度人民的斗争目标是实现自治，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改革要求，如扩大立法会议权限，增加民选成员比例等。在立法会议和地方自治机构选举问题上，双方达成的协议也包括在这个文件中。共同协定的通过意味着印度在实现民族大团结上迈进了重要一步，象征着“团结的印度”的诞生，这为后来甘地支持哈里发运动，穆斯林积极参加不合作运动奠定了基础。

　　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壮大和觉醒的同时，新的思想理论和斗争策略也初步形成。甘地把他在南非进行反种族歧视斗争中发展起来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思想和非暴力抵抗的方法带回印度并已开始在印度初试锋芒。他提出：对一切人，包括英国统治者在内都要爱；以自苦和自我牺牲来感化别人，对武装斗争坚决反对。实现印度各阶层、各宗教的大团结，吸引尽可能广泛的群众参加坚持真理运动，以便壮大民族运动的力量，并使所有人在斗争中逐步提高精神境界，增强自治、自助、自救能力，达到精神完善。“一战”后期，他领导的一系列非暴力斗争——比哈尔三巴朗地区蓝靛农民反对种植园主压迫的斗争，古吉拉特阿赫米达巴德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和凯达地区农民要求荒年减税的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果。

　　他使国大党的影响第一次扩及偏远落后地区和下层人民之中。

　　同时，由于“一战”中大量印度劳工和士兵被派往国外，他们掌握了武器，开阔了眼界，开始接触和了解世界，受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想影响，民众觉醒，斗争热情高涨。

　　这一切预示着印度历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一场民族解放斗争的风暴即将来临。

　　富有统治经验的英帝国对于印度内部的变化不可能熟视无睹。但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它没有也不可能顺应这一历史潮流。

　　战争期间，为缓和印度人民的反抗，安抚国大党，获得印度对战争的支持，1917年8月20日，孟太古宣言曾答应战后在印度建立立宪责任政府，逐步实现自治。印度资产阶级政党，无论国大党还是穆斯林联盟都以实际行动支持、关心英国的战争，并翘首盼望英国能履行诺言。

　　然而当战争胜券在握，英国已渡过战争危机、需要兑现诺言的时候，它又使出了惯用的两手。1918年7月，英国政府抛出了一个英国印度事务大臣孟太古和英国驻印度总督蔡姆斯福特联合署名的关于印度政府组织法“改革方案”，试图以小的让步为诱饵，平息国大党的不满，并瓦解其阵线。该法案标榜将在印度“逐渐发展自治体制”，“在大英帝国范围内，逐步实现印度的责任政府”。但其宗旨是在保持总督大权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在印度搞“双重政制”，即中央政府不变，在省一级一些次要部门，如卫生、教育等部门稍微扩大一些印度上层分子在立法咨询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席位。

　　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改革方案通过后，国大党内部对该案反应不一，意见分歧十分尖锐。以班纳吉为首的温和派兴高采烈，而激进派提拉克则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报告，却是个无用的报告。”贝桑特夫人也指出：“报告中提出的政治改革，值不得由英国提出，也不值得印度支持。”国大党决定8月29日在孟买举行特别大会，讨论该项报告。班纳吉和提拉克都写信，极盼甘地能出席国大党大会。

　　甘地此时卧病在床，不能参加拟议中的会议，但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对这两者的主张都不尽赞同，他自己的主见是：“有条件地接受”，他给提拉克的答复是：“我们可以接受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法案中的原则，但要清楚表明我们所希望修改的建议，并全力争取此种建议实现。”“报告书中值得予以同情的考虑，不必整个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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