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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时值岁末,国大党年会即将在加尔各答举行,此时的印度国内形势已处于一种新的激荡之中。随着大战进入第3个年头,革命形势渐趋成熟,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继续高涨,整个国内洋溢着一种巨大的革命热情。国大党两派已趋统一、激进派重新活跃并积极开展自治运动,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携手合作,自治运动已深入人心并引起了积极反应。当时印度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是三位人物:提拉克、贝桑特夫人与甘地。提拉克到处旅行演讲,以他的勇气和雄辩口才吹奏着自治运动的号角。贝桑特夫人则以她创办的《新印度报》、《公益报》等为阵地,以其激情和生花妙笔宣传自治运动。甘地则以其爱心和不屈不挠的实干精神在三巴朗从事非暴力抵抗的实践。他们互相配合,给全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与活力。不过,甘地是唯一同广大农民群众保持最密切接触同时也为他们所熟悉了解的领袖人物。

  鉴于印度国内正在酝酿的革命情绪以及战事仍在继续并正在决战关头,英国政府不得不寻找缓冲之策。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役失利后,孟太古严辞谴责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奥斯通·张伯伦,认为战役失利是由于印度人力物力支援未能及时抵达所致。结果张伯伦离职、孟太古出任印度殖民事务大臣。孟太古就职后,立即于8月20日发表政策性声明,指出皇家政府的政策,“就是致力于增进印度人士与各行政部门的联系,同时逐步发展自治政府机构,使印度成为不列颠国内的合法部分。进行获致在印度内部的负责政府……余更愿补充指出,此种进展唯有按部就班始能完成。”此时他已准备向国会提出此种方案,公之于众,自由讨论。

  根据此一动向,10月6日,国大党中央委员会与伊斯兰联盟理事会又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推派一个代表团,向总督与印度事务大臣请愿,要求其支持国大党与伊斯兰联盟先前所提出的改革方案。10月26日,代表团组成,其中包括提拉克、甘地、真纳、沙甫诺、莫提拉尔·尼赫鲁(老尼赫鲁)等人,等待孟太古偕总督詹姆士福德来印。

  甘地虽不是国大党伊斯兰联盟改革方案的起草人,但他极力为之宣传,他向人们详细解释方案的旨意,使人们明了内容与目的。在他的努力下,有数千古吉拉特人联名签署了呈递总督的请愿书。

  11月,古吉拉特政治会议在哥德拉举行,甘地任主席。在这次大会上,甘地打破常规,免除每次会议例行通过的效忠决议,他说:“通过这样的决议毫无用处。只要我们没有叛变,我们便是效忠的。假如有人问为什么大会没有提出效忠决议,就坦白告诉他们,这是甘地的主意”。

  1917年12月,国大党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加尔各答年会,提拉克力会议的中心人物。他提名贝桑特夫人为国大党主席候选人,温和派人士则推举巴拉吉。由于印度诗哲泰戈尔附和提拉克的意见,结果贝桑特夫人当选。大会虽为激进派操纵,表达了要求自治的强烈愿望,但也表现出双方妥协的产物。大会既通过了对英王的效忠案,同时也采纳了提拉克的建议,在原已通过的要求自治的决议案中,重新加进了“时限”一段。还要求政府释放被捕的政治犯阿里兄弟①与阿萨德等。关于社会宗教问题,也一反过去消极的态度,决议向全印人民呼吁应破除不良陋习,对“贱民”予以公平正直之待遇。

  ①阿里兄弟:即穆罕默德·阿里和萧克·阿里。印度著名的国大党籍穆斯林领袖。)

  国大党开会期间,穆斯林联盟同时也在加尔各答举行年会。大会主席称“国家利益至上,我们勿需争辩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谁优先,实则二者同位,争先恐后,毫无意义。”Y这些表明,时至“一战”末期,印度国内出现了空前有利的革命形势。

  国大党年会闭会后,甘地返回三巴朗,继续从事推进那里的农村卫生与教育工作。但没过2个月,他不得不撇下这里的工作,于1918年2月,应纺织工人代表之邀,赶往阿赫米达巴德处理劳资纠纷问题。

  这次阿赫米达巴德劳资纠纷的起因是工厂主试图削减工人的工资。因为在1917年下半年,阿赫米达巴德曾发生严重鼠疫,为使生产照常进行,厂主们特在工人每月23卢比的工资中,每人每天再补贴12安拉到1卢比。一旦疫病清除后,厂主们又决定将临时补助费由工资的70%降到20%,而全然不顾此时的物价已上涨了好几倍。工人们对此强烈不满,劳资关系紧张。甘地为此颇感为难,因为当地的富商厂主经常捐助真理学院,有人还和甘地私交甚笃。但思虑再三,甘地决计抛却个人恩怨,为劳工说话。

  经过多方磋商,组成了一个仲裁委员会。甘地、班克、帕泰尔代表劳工方面,萨拉巴、雅迦培、玛勒代表资方,稽证处处长查费德被邀为公证人。可是厂方不接受仲裁,当委员会正准备开始工作时,厂方即于2月22日宣布停工,直到3月11日。工人们则以罢工来回报,并要求增加工资50%,厂主们只答应增加20%。甘地经过认真调查与再三考虑,提出折衷意见,建议增加35%。在甘地的劝说下,工人们接受了,但资方却予回绝。

  甘地便站在工人一边进行斗争。为使罢工运动能顺利完成,甘地呼吁工人们必须恪守:绝不使用暴力;绝不进行破坏;不靠救济度日;坚定如一,坚持到底。工人们一致保证,除非厂方接受加资35%或将本案提交仲裁委员会解决,他们将决不复工。

  最初2个月,工人们表现尚好,但随着时日延长,饥饿的威胁与厂商奸细的活动,动摇了一些人的决心,参加集会者日渐稀落,处境艰难的工人们则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愤怒,极有可能发生暴力。甘地忧心忡忡,不断和厂商接触,希望厂商善待工人。厂商们却毫不妥协,并说:“我们这方面也有保证,我们与工人间的关系,犹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怎能让第三者来参与呢?哪有什么仲裁的余地?”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鼓舞工人们的斗志,甘地宣布绝食,他称“直到取得协议或全部工人都已离厂,否则我将不接受任何食物”。

  甘地的绝食出乎工人们的意料,受他的精神感召,工人们恢复了前所未有的勇气。同时,厂商们也被感动了,答应将问题交由仲裁委员会解决。这样,甘地才恢复进食。工人们停止了持续21天的罢工。在第一次开会的树荫下,人们聚集一堂,同庆胜利。

  阿赫米达巴德的工作一完,甘地又赶赴凯达。凯达地区由于歉收出现严重饥荒,农民们正酝酿暂停缴纳那一年的田赋。为支持农民的斗争,在甘地向农民们提出明确建议之前,国大党员安立特拉尔·塔卡尔已进行过调查并且提出了调查报告,还和当地的专员讨论过这一问题。穆罕拉尔·潘提亚和商卡拉尔·巴立克也通过维达尔白·巴德尔先生和戈库尔达斯·卡罕达期、巴立克爵士在孟买的立法议会中造成了很大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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