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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那一夜甘地彻夜未眠,忙着写信布置工作,同时拟好了一份他不在时的行动计划。

  通知甘地离境和传讯受审的消息不胫而走。4月18日,莫提哈里这个贫穷、落后、闭塞的偏远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数千人涌向甘地投宿的地方和法庭,甘地走到哪里,人群前呼后拥跟到哪里。甘地走进法院时,后面有二千多人要挤进去,还打破了法院的玻璃门。县长只得命令将甘地送进密室,同时动用警察看守大门,阻拦群众。

  随之一场奇特的审判开始了。政府律师、县长和其他官员面对眼前远比他们名声响亮,老练、精干的同行被告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准备好了各种法律书籍,想细细研究再拿出对策。因而,政府律师要求延期开庭。甘地立即反对,他主动承认自己抗命不离三巴朗是有罪的,要他们按刑法144条宣判,还当庭发表声明解释自己抗命的原因。他说,

  “我入境的动机纯粹是基于人道并为国服务,我此行是应紧急邀请支援农民,因他们正遭受靛青厂主的不平等待遇。但是如不经实地研究,就不能对他们有任何帮助。因此我来此地,如果可能的话是想在政府和种植园主的帮助下研究这个问题,除此再无其他动机。我不认为此行将危害公共安全引起生命死伤。我对此事自信富有经验。但当局却持不同想法。我充分了解他们的困难,也知道他们只能根据所获情报采取行动。像我这样守法的公民,本应服从政府下达给我的命令,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不能破坏我对那些邀我来此的人所负的责任。我感觉唯有留在他们中间,才能替他们服务。所以我不能自动退出。我冒昧作出声明,无意减轻刑责,旨在说明我之所以未曾从命并非轻视合法当局,而是在遵循更高一层的法律,那就是人类的良知。”

  没有延期开庭的理由,法庭便按刑法第144条起诉,但庭长仍拿不定主意。他一再问甘地:“你是否承认有罪?”甘地道:“我不愿浪费法院的时间,我承认有罪。”庭长又说:“假如你现在离开本地,答应不再回来,本案可以撤销。”甘地回答:“不能这样。不要说现在不行,哪怕是判我入狱,出狱后我还要以三巴朗为家,住在此地。”庭长不知所措,只得宣布本案有待再议,下午3点再行宣判。下午3点甘地准时到庭,庭长却又宣布要等到4月21日定案。结果,4月21日,在甘地到法庭接受判决前,县长送来一份书面通知,说省督已下令将甘地的案子撤销。负责实际行政责任的收税官也写信告诉甘地,允许他自由进行拟议中的调查,而且还可以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帮助。

  整个宣判过程,不像是甘地在受审,倒是政府在受审。这是甘地在印度第一次公开从事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结果令人满意。人们争相传送这一特大喜讯,报纸也大加宣传。因此,甘地的调查影响不仅限于偏僻小县三巴朗,而且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从19日以后,一批又一批的靛青农不断挤到甘地寓所,向他申诉自己的疾苦。甘地每天从上午6∶30至下午6∶30,记录他们的报告,每一件报告都经反复查询,方予登记。为协助这一工作,已有不少人义务充当助手。由于前来登记的人太多,甘地有时不得不关闭大门,只有情节重大的才登记办理。

  4月22日,甘地动身前往培迭亚区。老百姓手捧鲜花,夹道欢迎。培迭亚车站因欢迎的群众太多致使火车不得不改处停车。甘地从三等车厢出来后,人们将他拥上马车,并将马卸下,要自己拉车,以示诚意。甘地不答应。

  23日甘地会见培迭亚副区长和培迭亚厂经理。第二天赶赴劳卡里亚去找乡民谈话。25日又步行返回培迭亚。27日,甘地一行又远途跋涉,步行至巴拉赫瓦,目睹了种植园主对一些敢于提供真情的人所干的种种罪行。次日他又返回培迭亚。

  多日辛苦奔波,辛勤取证,甘地已登记了几千人的倾诉。当地官员深感不安。为把甘地赶出三巴朗和毁掉他的资料,这伙人绞尽脑汁,他们威胁农民,组织请愿,向上级打假报告,并收买内奸做假证,动用报纸恶毒中伤,无所不用其极,对这一切,甘地泰然处之。

  5月10日,甘地赶往帕迭拉与省长摩德会晤,省长要甘地遣走助手,甘地不同意,但表示将改善调查方式并尽早提出调查报告。11日,甘地将主要受害人名单拟好,分送摩德、当地行政长官、种植园联合会秘书及各地印度领袖们,同时附有甘地起草的调查报告及调查情况说明。6月4日,副省长在阑溪约见甘地,商议决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具体处理此事,甘地亦被指为调查委员之一。13日,政府正式宣布组成调查委员会,由中央省省督及专员斯雷为主席,拟定于7月5日起开始工作,限3个月内提出报告。

  甘地加入了委员会,大为提高了农民们的希望,许多人来到培迭亚。7月16日,在培迭亚集合了将近一万人。甘地忙里偷闲去会见了那些焦灼不安的农民,并告诉他们委员会的成立就是为了解救他们的痛苦,请他们最好不要在委员会办公的地方成群集会。如有诉愿,可向他的助手们讲述。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调查委员会于10月3日提出了一份全体委员会一致通过的签名报告书。政府于18日宣布了最后决定,全部采纳委员会的建议。11月2日,由省长摩德所提出的三巴朗农业改革法案获得通过。法案宣布废除已存在将近一百年的“三卡塔制”。自此,甘地的斗争又一次大获全胜。

  甘地没有马上放下三巴朗的工作。他认为农民们受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他们没有知识。他因此公开呼吁征召义务教师,希望能多开设几所学校,让知识分子更有效地深入农村。11月8日,甘地偕志愿人员自孟买抵达三巴朗,第一所学校便于13日在一所村子里开办。一周之后,第二所学校开办。此后三星期内,第三所学校亦开办。甘地要借此提高农民,工人们的知识水平。当然,他的这项计划也经常遭到种植园主和厂主们的抵制与破坏。

  通过三巴朗的斗争实践,甘地深切地了解到了劳苦大众的疾苦并看到了他们的力量,进一步明确了他今后应走的道路,借此他也初次成功地在印度尝试了非暴力抵抗这一特殊武器。

  这一年中,真理学院所在的柯契拉甫地区发生瘟疫,甘地决定另觅新址。在一个商人朋友的资助下,甘地将学院迁到沙巴玛迭河畔的一块地方,这里既无房屋也无树木,不远处可以看到沙巴玛迭监狱。甘地看中的正是这里特有的荒僻与监狱。他认为,环境僻静适于潜修,进监狱是进行非暴力抵抗的人的正常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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