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14)_虚阁网

一四

　　甘地的日常生活紧张而有序。他每天7点半起床，不进早餐就离家，9点走到事务所，拆阅信件，口授书信，直到10点半左右，即到法庭出庭。下午1点午餐，约1小时，这时通常和助手或朋友们一道进餐，5点钟离开事务所，7点到家和全家人共进晚餐。晚餐通常两道菜，第一道是各种蔬菜，外加一碟豆子，新鲜沙拉，奶油与面包，第二道是鲜果与牛奶，最后是咖啡或柠檬水。晚餐席上通常是谈些轻松愉快的话题。

　　饭后，全家通常静坐听甘地朗诵《薄伽梵歌》，彼拉克读亚罗德的圣歌。甘地常就疑难之处提出讲解，然后大家自由讨论。遇有各国来的神学会会员客人在座时，则由客人讲些亲身经历。

　　甘地对孩子们的教育与众不同。他不给孩子们请家庭教师，也没有送他们上学，他要孩子们在家帮忙推磨并清扫庭院，这是一部分生活教育；他每天带孩子们徒步往返于从家里到事务所之间，以锻炼他们的体魄，这是体格教育。他和孩子们谈话限于使用古吉拉特语，以培养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他认为如果从小就训练他们用英语思考和谈话，那就剥夺了他们继承本民族精神遗产和社会遗产的权利，致使他们无力为国家服务。

　　1906年4月，南非发生了所谓祖鲁人叛乱。甘地对于祖鲁人没有私怨，祖鲁人也不曾伤害过印度人，可以说甘地对叛乱本身是持怀疑态度的。但当时甘地对大英帝国的存在有益于世界这种思想深信不疑，这再次驱使他向纳塔耳省督请缨，表示准备组织一个印度救护队为英帝国效力。甘地的献议很快被接受，他立即解散了约翰内斯堡的大家庭，把家眷安置在凤凰村，自己则前往德班去征集队员。他共招到24个志愿队员，其中包括19个业已满期的契约劳工，一个帕西族人和4个古吉拉特人。印度救护队换上军服，立即开赴前线。

　　到达“叛乱”区，甘地才发理所谓叛乱事实上不过是一种抗税行动，他因此转而同情祖鲁人，当他得知救护队的主要使命就是救护祖鲁人伤员时，心中感到了一丝安慰。其实，这些所谓伤兵，也并非在战场上受伤，而是被怀疑曾参加叛乱而遭致残酷鞭打所致。因此，印度救护队的工作也常常受到白人士兵的刁难。

　　对祖鲁人“叛乱”的耳闻目睹令甘地眼界大开。他觉得先前的“布尔战争”不像这次“叛乱”令人感到战争的恐怖。他亲眼看到了白人如何残忍对待这些可怜的人，“他们鞭打他们，却不愿救治他们的伤患，也不乐意印度救护队来照顾他们”，他认为“这不是战争而是一种对人的狩猎”。

　　另外，由于这次祖鲁人叛乱发生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这种原始而幽僻的所在常令甘地陷入对人生的深思之中。多年来，节欲的想法一直困扰着他。早年因情欲所惑而没能在父亲弥留之际尽孝曾使他痛悔不已，现在他的思想已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他认为凡是想以全副身心为人类服务的人就必须清心寡欲，一个人不能同时享受灵与肉的生活，否则为家庭服务和为社会服务将会发生冲突，只有节欲，两者才能协调。而节欲不仅仅限于控制个人的情欲，同时要达到控制所有感官的境地，即控制感情，克制胃口，少言寡语，消弭怒气，清除暴力与仇怨，总之必须使自己升华到毫无欲念的境地。

　　祖鲁人叛乱平息后，甘地回到凤凰村，立下了终身禁欲的誓言。1906年的一个仲夏之夜，他把这一决定告诉了妻子。为克制本能的欲望，甘地进行过各种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发展了他自己的禁欲理论。如他认为一个人的情欲是和食欲相伴而生的，因此首先必须从节制口腹之欲开始。他一般每逢宗教忌日或特定日子都奉行绝食或只吃一顿，严格限制进食量，而且只吃水果、青菜，不加任何佐料，不吃经他试验或被别人证明有可能引起冲动的任何食物。他虽然在饮食和节欲方面找到联系，但认为心灵的作用仍是主要的，“一个人如果心灵不洁净，改变饮食也没有用”。“色欲的心灵不但不能控制情感，反而成为情感的奴隶”。

　　1906年8月22日，德兰士瓦官方报公布了亚细亚法草案，其中有关印侨管理法规定：所有年满8岁的印度人必须在警察局户籍簿上注册登记，领取带有个人手印的特别身份证。如不按期登记者，将被处以100镑罚款或3个月拘役或被驱逐出境；上述居留证必须随身携带，供随时检验。管理人员还可以随时进入私人住宅检查证件。凡不出示证件或是拒绝上述规定的，即为违警犯。这是南非当局有计划地限制印度人入境并一步一步赶走印度人的又一花招。

　　甘地认为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对付自由人的法案，这项规定如果批准执行，而印侨又毫无反抗的话，则所有居住南非的印侨将被整个地毁掉。他很快作出反应，一方面将草案全文译成古吉拉特文，在《印度舆论》上公布，以引起印侨的足够注意，同时，召集印侨知名人士商议对策，最后大家决计公开抗议。

　　甘地率领一个英印协会代表团就此向殖民地事务部请愿，官方答应予以考虑。9月4日，上述法案由政府向议会提出。11日，甘地等在约翰内斯堡的犹太帝国剧院召集了一次印侨代表大会，有3000余人出席。大会通过了很多重要文件，其中有名的是第4号决议案，它表示印侨宁愿忍受一切牺牲而决不对上述法案屈服。甘地在会上大声疾呼“只有一条出路，即反抗到底，直至牺牲，而决不屈服于这种歧视”。这是甘地第一次公开号召群众在神面前庄严发誓，决心反抗不公平的法律。

　　虽然遭到激烈反对，德兰士瓦立法会议还是通过了这一歧视法案。由于德兰士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政府对当地的立法与行政仍负有责任，因此，甘地建议派代表团前往英国请愿，试图通过合法的途径实施补救。11月3日，甘地启程赴英。20日抵达伦敦。当日，他便向曾担任印度总督，现任殖民大臣的额尔金勋爵递交了请愿书，并多方游说。在伦敦，甘地先后拜见了当时住在伦敦的国大党元老、82岁高龄的达达拜·瑙罗吉，还有印度国大党英国支部的许多负责人，向他们广泛宣传南非的情形。随后，他又拜会了伯拉格里爵士与多年任英印协会主席的纳波尔·克利芬先生，并征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11月8日，甘地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前往谒见殖民大臣额尔金，向他陈情：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臣民，理应享受不列颠人民的同等待遇，因而恳请殖民地大臣至少应当指派一个委员会，研究南非现有的一切管理印侨的法令是否合适及如何改善的问题。额尔金爵士对此甚表同情，表示尽力而为。

　　上述临时组成的代表团，随后又拜会了印度事务大臣莫内，他们还晋谒了英国首相坎贝尔·班纳曼。首相建议下院召集印度事务委员会各委员约百余人举行了一次座谈会，请甘地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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