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13)_虚阁网

一三

　　1903年1月1日，甘地从德班赶到比勒托利亚，他得在那里搜集资料，写成备忘录，准备提交张伯伦。比勒托利亚的地方当局本来存心不让甘地入境，当他们看到甘地居然来了，不禁惊奇。亚洲人事务部主张根据新颁发的治安法将他逮捕（该法规定，凡未持有入境证者，即可将之拘捕入狱）。当他们得知甘地持有合法入境证，便以入境证发错了为理由，要甘地离开比勒托利亚，并强行将甘地的名字从请愿代表团中删掉。这对甘地简直是奇耻大辱，但为了侨团的事宜，甘地不计较个人的屈辱与否，建议让另一个印度律师——乔治·戈克莱先生代替他的位置。

　　戈克莱先生领着侨民代表去见过了张伯伦，张伯伦先生在答文中谈到甘地没有参加请愿的事十分轻描淡写：“与其反复听取同一个代表的话，换一个新人岂不更好吗？”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侨团要甘地做的事似乎已完结，但甘地不是肯轻易屈服的人。他不打算立即回国，也不准备返回纳塔耳，就留在德兰士瓦，而且还要在德兰士瓦最高法院登记为律师，他不相信他就对付不了亚洲人事务部。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侨团就会被赶出这个国家，他们将永远只能过没有尊严的日子。

　　同比勒托利亚及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人讨论了之后，甘地决定在印侨最多的约翰内斯堡成立事务所。

　　约翰内斯堡已成为管理亚洲人的官员的据点，这些官员从来没有替印度人、中国人或其他亚洲人做过一件好事，只是一味地敲诈勒索。不断有人找甘地诉说，甘地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要出来主持公道。

　　他开始搜集证据，待到材料充足，他便去找警察局长。警察局长看过全部材料并找证人核实后，答应将想方设法对付那帮无恶不作的家伙，不过他和甘地一样清楚：在南非要找一个白种人陪审员来审判触犯有色人种的白种人是极其困难的。虽然甘地当时怀疑一大批官员，但由于没有无可辩驳的材料对付所有的人，所以他的指控只针对两个人。这两个人虽然受了审判，结果却是陪审员不顾昭然若揭的事实，宣判两个人无罪释放。不过，由于甘地的工作，这两个穷凶极恶的官员因民愤极大，还是被革除公职。亚洲人事务部从此收敛了一些，印度侨团也有了一些保障。

　　在德兰士瓦为印度侨民的利益奔走呼号的时期，甘地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次留居南非时，他和基督教徒过从甚密，但对宗教仍然谈不上很深的研究。现在他又和通神学的朋友交往，开始系统阅读印度教的经典如《瑜珈经》、《瑜珈论》以及印度教的圣诗《薄伽梵歌》。甘地对《薄伽梵歌》尤其喜爱，他每天清晨沐浴时，在墙上按上纸片，写上几首梵歌，一边洗漱一边背诵。他用这种办法背诵了十三年，并以此作为每日行为的指南。圣诗中的“不占有”与“平等”的教训更是深深地吸引了甘地。他以为圣诗中叫人不占有，是说人生在世，钱财不过身外之物；正如司库出纳，过手钱财虽多，却不能据为己有。人如能抱不占有和平等的观念，即可收到“洗心革面”的效果。受此影响，甘地放弃了原准备投入的1万卢比的人寿保险，他写信给他的哥哥：“我曾多次写信给你，我的全部积蓄可望到1万卢比，准备送你；但从现在起你不必再作指望。因为将来如有任何积蓄，我将用于印侨的公益事业。”他的哥哥为此极不开心，很长一段时间兄弟俩断了通讯。

　　简朴的理想逐步实现，宗教的意识日益活泼，甘地把素食当作一种使命的热情日趋高涨起来，因此他曾为濒临倒闭的两家素食馆慷慨解囊。由于生活力求简朴，甘地觉得求医问药也属多余。他本有便秘和头痛症，一向药不离身，他决定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吃早餐，并严格限制进食量，以鲜果和硬果作主要食谱，戒绝牛奶，这样治愈了头痛。对于便秘，他则采用自然疗法，用冷水掺一些干净的泥土铺在一块细布上，然后扎在肚皮上，睡觉时系上，醒来时取掉，这种办法效果很好。事实上，甘地后来一直对土疗和水疗法深信不疑，他认为绝大多数的病，几乎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可以用有规律的饮食、水疗、土疗和类似的家常办法治好。

　　在人际关系方面，甘地崇尚博爱、平等。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使他同各阶层的人有了密切的联系，他对他们往往一视同仁，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陌生人，是同胞还是洋人，是白种人还是有色人种，是印度教徒、还是信奉其他宗教的印度人，如穆斯林、耆那教徒、基督教徒、或犹太人，他从不区别对待，只要有机会他都尽可能提供帮助。甚至是他极为痛恨的贪官污吏，他对他们个人也并无私怨，他认为人和行为是两码事，一个好的行为应该引起赞许，而一件不好的行为就应该受到谴责。但对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则不能因其行为的好坏而受到尊敬或怜恤，亦即“恶其罪而非恶其人”。甘地认为这是他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一个必要部分，这种“非暴力”便是追求真理的基础。

　　1904年，《印度舆论》创刊，一开始它是用英文、泰米尔文、古吉拉特文和印度文4种文字发行。虽然名义上是由一位颇有新闻工作经验的青年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为第一主编，但事实上这个刊物的经营是由甘地负主要责任，它很快成为甘地在南非从事宣传的有效阵地。从它创刊到1914年，几乎每一期都有甘地的文章，它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征服了读者和批评家。通过这种形式，甘地与读者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在甘地抵达南非的第10个年头，甘地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在一次旅途中，一位朋友送给甘地一本《给最后的一个》作为旅途的消遣，这是甘地初次阅读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约翰·鲁斯金的著作，他被深深吸引住了，以致整晚无法入眠。他发现这部1862年初版的书里，正反映着他自己曾经思考过的许多思想，如个人的好处包含在众人的好处之中；律师的工作同理发师的工作具有同样的价值；劳动的生活，即做手工的人的生活是最有价值的生活，等等，他决心照着这本书的理想去改变自己的生活。

　　他准备开辟一个农场，把《印度舆论》搬到那里。在农场里每个人都要劳动，领取同样的生活费，利用业余时间为《印度舆论》工作，无论什么人和什么肤色，每月一律支取3英磅的生活费。

　　甘地很快行动起来，10天之内，他便筹资1000英镑，通过广告征购到德班附近凤凰村一块20英亩的土地。当时那里是一片蛮荒之地，人烟稀少，杂草丛生，自从甘地和他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到了这里，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便有了生机与活力。拓荒者们自己动手，风餐露宿，日夜奋战。在他们挥汗如雨的劳作中，一间长75英尺、宽50英尺的印刷厂拔地而起。这里虽然肤色、人种不同，但没有阶级压迫，人人自食其力，一派和平安详。这正是甘地崇尚的乌托邦理想，或者说正是甘地按理想建立的一块试验样本。

　　《印度舆论》报仍每周出版。为减少开支，配合印刷设备的条件，周刊改为仅发行英文版与古吉拉特文版，周刊的宗旨是增进爱德华统治下欧印人民的合作，教育舆论，消除误会，并检讨印度侨民本身的缺点，使其明白争取自己的权利与义务。

　　甘地原打算逐渐摆脱律师业务，在凤凰村住下来，靠体力劳动维持自己的生活，然而这个愿望很难实现，约翰内斯堡的律师业务面临很多问题需要他去处理，因而凤凰村的房子还没盖好，他就不得不重返约翰内斯堡。

　　律师业务和凤凰村的事情已使甘地脱不开身，短期内返回印度已不可能。1905年初，他回印度把家眷接到了南非。

　　为了公众工作的需要，甘地在约翰内斯堡的寓所是一栋拥有8个房间的两层楼的西式楼房，四周有花园，前面是空地，居住条件较为舒适、优雅。同居的人包括甘地夫妇，以及他们的3个儿子——10岁的曼尼拉尔、8岁的拉姆达斯和5岁的迪瓦达斯，还有与甘地志同道合的好友波克拉夫妇和另外一个印度伙计。这个大家庭同灶共生，亲如一家。甘地也按照鲁斯金的思想，自己动手做家务，勤俭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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