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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1900年2月,英军逐渐制服桀傲不驯的布尔人,印度救护队完成了2个月的战时救护工作后奉命解散。1902年5月31日,布尔人投降,英国报界对战时印侨的服务精神一致予以赞扬。因为救护队的工作,甘地及主要负责人都得到一枚勋章。

  这次为英国充当救护队对印度侨民是一次新的体验。一方面英国的嘉奖使印侨对英帝国产生了更大的幻想,以为印度侨民的苦难从此将会解除;另一方面他们也获得了一些新的感受。布尔人和英军相比处于劣势,然而他们敢于同英军对抗,他们的英勇斗志与自我牺牲的精神,特别是妇女儿童表现出的勇气和热情,使甘地肃然起敬;同时,印度人由此而试验了一次有组织的行动,不同种族、信仰与阶层的印度人第一次以一个团结的整体出现,这是一次实际的民族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印度人因此而获得了自信心。这些都为甘地后来进行群众斗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甘地留居南非原定一个月,现在一晃就是6年。考虑到南非的工作已打开局面,甘地自己的工作重心将转向印度国内,加之印度的朋友也催他回国,因此甘地决定离开这块生活战斗了6年多的土地。带着对南非印侨的无限眷念,留下“如果需要随时回来”的承诺,甘地携带家人踏上了归途。

  1901年12月,甘地抵达孟买。时值全印度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国大党第17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加尔各答举行。甘地和本届大会主席华恰先生及鼎鼎大名的梅赫塔爵士乘同一列火车前往赴会。甘地在大会上提出了《代表南非印侨的呼吁》的议案,并获得大会通过。

  3天的大会期间,甘地与戈克利、提拉克、班拉吉等国大党元老广泛接触。大会主席华恰先生对他印象极好,称赞他“善良、热忱、活泼,富有活力”。可是甘地对国大党却相当失望,他认为大会流于形式,服务人员毫无训练,没有责任心和工作热情,作风懒散,办事拖沓,陈规陋习不少,卫生条件极差。

  大会闭会后,甘地在加尔各答继续居留了一个时期。在这里,他通常将一天的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是为了南非的工作去拜访加尔各答的名人,一半是参观和研究这个城市的宗教和公共团体。他起先住在印度俱乐部,以后在戈克利盛情邀请下,搬进了戈克利的豪华寓所。戈克利这位被甘地描述为像恒河一样的大人物对他不仅从生活上悉心关照,而且极善言传身教。甘地对戈克利钦佩不已。

  在这期间,甘地曾去缅甸观光过一次,一路上感受颇多。他认为那里的妇女多勤劳自强,男子则极懒散。虽是佛国,但缺乏虔诚;而且居然还有印度同胞帮助英国人欺负缅甸老百姓。

  从缅甸回来后,甘地便向戈克利告辞。与戈克利相处的一个月,甘地自觉获益匪浅,此番离别,非常难过,但想到自身的使命,他必得自己去创一条路。

  他告诉戈克利准备乘坐三等火车游历印度各地,以便亲自体验一下三等车旅客的疾苦,并考察印度的国情。戈克利对此表示赞同,甘地动身的时候,戈克利亲自到车站为他送行。

  第一次在印度坐三等车的经历甘地终生难忘。他形容三等车厢就像一个令人恶心的大痰盂,旅客们所得到的待遇就像羊群们所得到舒适那样可怜,而铁路当局对此漠不关心,旅客自己也麻木不仁。这种状况与他在欧洲甚至南非的情形相去甚远。对于这种恶劣的状况,甘地认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受过教育的人都来坐三等车,以改变人们的不良习惯。所以从这时(1902年)起,甘地一直都是乘坐三等车,直到1918~1919年甘地得了一场大病,才迫使他事实上放弃乘坐三等车旅行的做法。

  甘地苦行告一段落后,戈克利曾急切地要求他在孟买定居下来,一方面执行律师业务,同时帮助他从事公众工作。但早年在这里的失败和痛苦的经历使他拒绝戈克利的建议,决定先在拉奇科特开始工作。最初他也很烦恼,对在这里开展律师业务同样缺乏信心,直到他受理的三个案子胜诉后,心里才又激起希望,打算到孟买去创业。

  两星期后,甘地动身前去孟买,开办了一个律师事务所。刚搬进事务所,次子曼尼拉尔便染上了严重的伤寒,并有肺炎并发症。当时曼尼拉尔年仅10岁,前几年得过一场天花,差点死去。对于多灾多难的儿子,甘地忧心如焚。医生告诉他吃药作用不大,建议给他吃鸡蛋和鸡汤,甘地拒绝这个建议,他认为这有违素食的信仰。信仰就是生命,即便心爱的儿子眼下生命垂危,他也不想改变信仰。为了兼顾信仰与儿子的生命,他决定冒险试一试偶然学到的水疗法,他开始每天给曼尼拉尔进行坐浴,且接连3天不断给他喝掺水的桔汁。开始时毫无效果,病情日益加重,甘地也一度对这种做法产生过动摇,但他还是始终不渝地按着“神的旨意”,继续水疗法试验。最后,奇迹终于出现了,儿子的病居然逐渐好了起来。以后成了甘地的孩子当中最健康的一个。曼尼拉尔的康复究竟是由于神的恩典,还是由于水疗法,或者是由于细心饮食和看护,谁也说不清,但甘地却坚信是神帮了他,因而更相信神,或者说更相信自己了。

  甘地在孟买的活动再次被来自南非的急电打断。原因是英国人从布尔人手中夺取了政权后,仍旧继承布尔人歧视印度人的法律。英国人还建立了一个亚洲人事务部,专门对付印度人,南非印侨很紧张。正好此时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即将访问南非,当地侨团希望甘地回去利用这次机会为他们争得一些权益。甘地当即停止了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把妻儿安顿在国内,带了几个年轻的帮手,其中包括后来非常著名的非暴力抵抗者,甘地的侄子摩干拉尔·甘地,准备重返南非。

  和妻儿再度分离,甘地不免难过,但他已习惯了不安定的生活,他认为在这个世上要指望安定是错误的,只有至高无上的神本身代表着确定。

  甘地如期赶到德班。但和张伯伦的初次会晤令甘地大失所望。张伯伦此番前来南非是为了赢得南非英人和布尔人对皇室的效忠,他对印度代表团没有兴趣。他说:“帝国政府对自治领土是没有什么控制的,你们的疾苦看来是确实的。我将尽我的努力帮助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想生活在欧洲人中间,你们就得和他们友好相处。”在此之前,甘地一直想以自己的效忠来换得英王的开恩,可现在张伯伦用文雅而直率的方式告诉了他强权政治的逻辑,这意味着将有更艰苦的斗争等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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