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11)_虚阁网

一一

　　为唤起公众舆论对南非的注意，他打算组织几次集会，为此他前往孟买，拜见了有关知名人士，特别是得到了人称“孟买之狮”的费罗泽夏·梅赫塔爵士的帮助。

　　在梅赫塔爵士为他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甘地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虽然讲稿是由别人代念，但甘地代表南非印侨的呼吁还是赢得了广大听众。

　　梅赫塔爵士的帮助使甘地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于是他又从孟买赶到浦那去。他首先去见国大党激进派领袖罗卡曼尼亚·提拉克。这位甘地倾慕已久的领袖人物告诉甘地：“你需要各方面给你帮助是对的。在南非问题上，不会有不同意见。不过，你得有一个无党派人士来担任你的主席。”

　　与提拉克晤面之后，甘地又去拜见国大党温和派的领袖戈克利，两人一见如故。事后甘地对他在回印期间拜见的三位人物各不相同的风格作了生动的描述。甘地的印象是：梅赫塔爵士仿佛是喜玛拉雅山高不可攀；敬爱的提拉克像海洋可望不可即；戈克利却像恒河一样让他感到亲切而自然。

　　最后，甘地去找那位似乎已息影政坛，专心做学问的无党派人士潘达卡博士。这位孤傲的大学者竟然也被甘地打动了，同意出任由提拉克与戈克利联名举行的集会的主席。

　　接着，甘地便赶往马德拉斯参加集会，由于解救巴拉宋达朗的缘故，甘地在那里受到了狂热的欢迎。

　　甘地在欢迎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他的讲话虽是铅印的，也很长，但听众却细心地谛听了每一个字。大会结束的时候，甘地照例要宣传他写的关于南非印度人状况的小册子，他拿出一万册经过修订的第二版，很快便被抢购一空。

　　在这里甘地还得到《马德拉斯晚报》的主笔、对南非印度人问题颇有研究的格·巴罗梅斯朗·皮莱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后者曾将《马德拉斯晚报》的专栏交给甘地自由处置；《印度教徒报》的格·苏伯罗曼尼安博士也对他很表同情。

　　之后甘地便从马德拉斯赶到加尔各答。加尔各答的情形与甘地在孟买、浦那和马德拉斯的情形很不一样，甘地在那里没有熟人，工作也开展得并不顺利，不过也还是结识了一些朋友，如《英吉利人报》的主笔宋德斯先生就把甘地视若知己，把他的办公室和报纸都交由甘地处理，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2月初，一封发自南非德班的加急电报打断了甘地在印度的活动。因纳塔耳立法会议即将在1月开会，那里的侨团需要甘地立即回去。甘地带着妻子、两个儿子和已丧父的外甥搭乘阿布杜拉公司新购进的“科兰”号汽船第二次远渡南非，同时开往德班的还有“纳德利”号。两条船的乘客共有800人左右，其中有一半人要到德兰士瓦。

　　这两条船直开纳塔耳，中途不停，所以航程只用了18天。在离纳塔耳只有4天航程的海上，甘地一行遭受了一场异乎寻常的可怕风暴。令人胆颤心惊的风暴肆虐了24小时后，终于过去了，然而这场风暴却考验了甘地的勇气、胆识与能力。他对风暴并不恐惧，在整个过程中，他都在乘客中走动，照顾和安慰乘客，协助船长渡过危机，这些使他在这场自然风暴中与同船过渡的人溶为一体并赢得了他们的信赖。

　　但是当“科兰号”和“纳德利号”船先后在德班港抛锚时，等候他们的却是一场更大的“风暴”。按常规，经过远洋航行的旅客，必须经过卫生检查才能上岸，以防传染病。由于这两条船启程时，孟买正流行鼠疫，因此等待他们的首先是严格的检查和漫长的隔离。其实这一隔离除了卫生上的理由外，真正的目的是德班的白人想通过对乘客和代理行公司的威胁恐吓，禁止甘地及其他印侨登上南非大陆。

　　德班因此闹得很凶。少数印度人和他们的几个真正的英国朋友与在武器装备和财富上占绝对优势的白种人展开了一场极不平等的斗争。

　　在这场紧张的对峙中，就像在大海上对待可怕的风暴的威胁一样，甘地镇定自若。他不断在乘客中走动，给他们打气，还给另一支船上的乘客送去慰问函。他在船上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游戏，让乘客乐以忘忧。在圣诞节那一天，船长宴请了头等舱的乘客，甘地及其家眷是主要宾客。在这种特别的氛围里，甘地一边和大伙谈笑风生，一边在思考眼前的这场特殊战斗。甘地认为是自己引发了这场斗争，从而牵连了船上的同胞，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为了他正冒着巨大的风险，乘客们的生命在遭受威胁，他的家眷也将因此难逃厄运。他的心情其实十分沉重，最终无法同这份欢乐的情景完全协调。

　　日子一天天艰难地过去。威胁、利诱、最后通牒都没有能够让甘地和船上的乘客屈服，白人当局只好在23天期满时的1月13日，下达了准许乘客登陆的命令。但这一天上午8点，2000多白人聚集港口，示威游行，坚决抵制亚洲人入境，并以甘地为主要对象，准备必要时实施武力，以达到阻止其入境的目的。支持白人骚动但又与阿布杜拉公司有私交的警察局长艾斯坎比先生一面通知船长，希望甘地及其家眷最好在黄昏时再上岸，由港务警官护送，一面对游行群众进行疏导，使人群大多散去。甘地为了显示自己决不屈服压力的勇气，让妻子和孩子们坐车先走，自己则和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劳顿先生一起徒步于薄暮时分上岸，准备前往20英里以外的罗斯敦济先生家里。

　　甘地刚一上岸，便被几个白人青年认出，一大帮人很快围上来。劳顿先生见势不妙，便叫了一辆人力车，然而这帮青年不让甘地上车，并恐吓车夫。开始劳顿先生从中劝解，他们还不敢动手，随着围攻鼓噪的人越来越多，有人上前拉开了劳顿先生，于是甘地被围在人群中，石块、砖头一齐向甘地砸过去。有人上前扯碎了他的头巾，几个耳光便将甘地搧倒在地，另一些人则拳脚相加。在这危急关头，一位勇敢的白人女士挺身而出，阻止了暴徒的毒打，警察也及时赶到，把遍体鳞伤的甘地安全送到罗斯敦济家。

　　然而骚动的人们仍不肯罢休，他们包围了罗斯敦济的住所，并高声喊叫，要活捉和吊死甘地。最后甘地只好遵从警官的意见，穿上一套警察制服，化装逃出了这所房子，躲过了白人对他的围追堵截。

　　当时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张伯伦先生得知此事后，立即电告纳塔耳政府依法严惩肇事者。南非当局派内阁阁员、警长艾斯坎比先生出面办理此事，他对甘地表示歉意，并表示：

　　如果甘地认出殴打他的人，法院一定严惩。

　　但甘地却不准备报复那些对他施暴的人。他说：“我不打算控告任何人，我可能认出一两个人。不过，把他们加以处分又有什么用呢？况且我也不怪那些闹事的人，他们听信谣言，以为我在印度言过其实，诽谤了纳塔耳的白种人。如果他们确系听信了这些报道而忿怒，那就不足为奇，应该责怪的倒是那些领导人……我相信一旦真相大白，人们就会懊悔自己的冒失的。”

　　甘地还接受了《纳塔耳广告报》记者的采访，把他在印度所作报告的讲稿及所写文章的副本一起交给记者，并向他们指明他在印度所说的全都在南非说过，他还向记者说明“科兰”和“纳德利”两船的乘客来南非，和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人有很多是老侨民，而且大部分人都不打算住在纳塔耳而准备到德兰士瓦去。

　　甘地对记者的谈话和他拒绝控告闹事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德班的欧洲人开始惭愧自己的言行。如报纸开始宣传甘地的无辜，并谴责那些暴徒，甘地在南非的声望更高，南非印侨的形象也令人刮目相看。

　　1899年10月10日，英布战争爆发。英布战争实际上是英国殖民者和荷兰殖民者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英国人提出的作战理由却是说布尔人①虐待南非境内的印度人。甘地出于多种考虑，决定站在英国一边，为保卫英国的利益而战。他召集了300名②印度人，组成一支救护队赶赴前线参战。那些日子里，他们每天行军20到25英里，常常要经过黄沙蔽日的战场从前线将伤病员运到后方救治。

　　①荷兰人的后裔。）

　　②一说是1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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