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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大会成立那天,印度侨民济济一堂,挤满了阿布杜拉那间宽大的房子。全体到会代表情绪高昂,气氛热烈。讨论通过的大会会章简明扼要,并规定会费为每月5先令,经济状况较好的人鼓励多交。阿布杜拉月交2英镑,名列前茅,甘地也不顾自己微薄的收入,决定月交1英镑会费,大多数人都是月交10先令,大会当场就接到许多捐款。

  甘地是大会秘书,收集会费的任务便落到他的头上。开会时人们一时冲动,慷慨解囊,信誓旦旦,可一旦热情消逝,收集会费便很成问题。甘地为收集会费不得不每月四处奔波,有时还要碰钉子。后来甘地建议重新考虑将月会费改为年会费,这一大难题才得以大大简化。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吸收了当地出生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在大会的赞助下,侨生印度人教育协会成立,会员也多是些有知识文化的印度青年。他们交纳名义上的会费,协会则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和印度商人接触,也为他们提供为侨团服务的机会。协会还是一个辩论场所,会员定期集会宣读有关各种问题的论文,还设有小图书室。

  大会注重宣传,意在使所有英国人和印度人都了解纳塔耳的真实情况。为此,甘地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撰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向南非的每一个英国人呼吁》,它用大量事实真实地报道了纳塔耳印度人的现状。另一本是《印度人的选举权——一个呼吁》,也是以大量事实和数据描述了印度人选举权问题的来龙去脉。这两本小册子当时曾广为流传,为南非印度人赢得了大量同情者与支持者,也向南非印度人指出了一条行动路线。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没有吸收大量非熟练工人和契约劳工。因为会员入会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能承担一定的会费,下层人民就被拒之门外了。作为一个有觉悟的印度侨民,一个逐渐成熟起来的革命活动家,甘地也意识到南非印度人斗争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部分人的支持和拥护,他们也是最需要关心和保护的人,甘地一直在寻找机会同他们建立联系以赢得他们的信任,解除他们的疾苦。

  这样一个机会很快就来了。纳塔耳印度人大会成立不久,有一天,一个遭到主人毒打的泰米尔人找到甘地门下。这个可怜的人名叫巴拉宋达朗,是在德班一个欧洲人家里做工的契约工人。主人盛怒之下,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来找甘地时,他还满口流血,手里拿着头巾。同胞的不幸遭遇激起了甘地的无比义愤,他决定为这个可怜的人伸张正义。他先把巴拉宋达朗送到一个白人医生那里治伤,并要医生出具受伤性质的证明,而后他又带巴拉宋达朗找县长,递交了他的起诉书。县长立即传讯了那位雇主。

  甘地的意图并非要惩罚施暴的欧洲人,不过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为巴拉宋达朗争得一点起码的权利——解除对他的契约或让他转给别人。按照当时有关契约劳工的法律,如果一个普通佣人擅自辞去,主人会到民事法庭告他,而要是契约劳工这么做,他就会被告到刑事法庭。在这种情况下,契约工人就像奴隶一样被视为主人的私有财产,主人可以解雇他,契约工人则不论遭遇什么情况都不能离开主人。甘地前去拜访了巴拉宋达朗的雇主,说服他同意了将契约转给别人,他还替巴拉宋达朗找了一个新的雇主。

  甘地解救巴拉宋达朗的消息不胫而走,南非各地到处传诵着一位高等法院的律师为一个契约工人申张正义的神奇故事,其影响甚至远达即度的马德拉斯省。甘地便成了这些下层人民心中的救星和朋友,因而赢得南非甚至印度国内契约劳工的爱戴。从此以后,契约工人源源不断地涌进甘地的律师事务所,向他讲述他们的喜怒哀乐,甘地也借此与南非的印度劳工有了进一步接触和了解。

  1894年,纳塔耳政府又打算对印度契约劳工征收年税25英镑。为取得英印政府同意,纳塔耳政府已派员前往印度。甘地迅速作出反应,他将此事提交纳塔耳大会讨论,大会开始组织必要的反抗,如组织宣传、利用舆论工具向南非纳塔耳政府和英国殖民政府施加压力。最后印度总督额尔金勋爵不同意征收25英镑年税而同意收3英镑人头税。即便如此,甘地认为总督不应作此让步,虽然名义上赋税有所减轻,但考虑到契约劳工的实际承受能力,这种加收3英镑人头税的做法也是残酷的。为了维护印度契约工人的利益,甘地一直致力于从根本上取消这种苛捐杂税。实际上,直到20年以后,由于侨团和南非全体印侨的共同努力,3英镑人头税才最终被取消。

  1896年,甘地旅居南非3年之后,决定回国一趟。当时他在南非不仅建立了颇为良好的律师业务,而且在公众工作方面声名卓著,他知道自己将在南非长住,此番回国,是想把妻儿带来,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引起国内公众对南非印度人的注意。

  这次航行激起了甘地学习乌尔都语和泰米尔文的极大兴趣。船上乘客很少,其中有两名英国官员与甘地过从甚密。有位医生给了甘地一本《泰米尔文无师自通》。甘地满心欢喜。在南非的经历使他认识到,为和穆斯林取得密切的联系,应具备乌尔都文的知识。同样道理,只有学会泰米尔文,才能够和马德拉斯的印度人有密切往来。因此甘地很快在船上学起这两种语言。后来他对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的进一步学习实际上是在南非的监狱中进行的。

  轮船经过24天航行,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夏日平安抵岸。甘地搭乘当日的火车赶赴孟买,在孟买作了短暂逗留后,又直接回到拉奇科特。在这里,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撰写出版了一本有关南非局势的小册子,在这本小书中,甘地着意勾画了一幅南非印度人被压抑的境况,但所用文字却比先前那两本小册子要温和得多。

  这本小册子一共印了1万份,分发印度各报和各方领袖。《先驱报》首先就这本小册子发表了社论,路透社经过摘要夸大后发到英国,又由伦敦摘发纳塔耳,同时每家报纸都对这个问题大加评论,一时引起轰动。

  留居拉奇科特期间,孟买发生了瘟疫,弄得附近的人惶惶不安,拉奇科特也很紧张。甘地自告奋勇参与防疫委员会,调查居民卫生情况,他特别留意各区的厕所情况,并设法建议改善。在调查“贱民”区的环境卫生时,只有甘地愿意前往。

  在拉奇科特期间,印度全国正在筹备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的盛典,甘地应邀参加了拉奇科特筹备委员会。早年受过英国教育的甘地对英国充满难以忘怀的感情,虽然在南非这个英国殖民地他耳闻目睹了种族歧视的种种罪恶,作为一个殖民地的臣民,他也亲身经历了这种统治下的种种屈辱,但他一直相信,英国的统治整个说来对于被统治的人民是有好处的,那些丑恶现象不过是暂时、个别地方的现象,是和英国传统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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