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28)_虚阁网

二八

　　“我以前是要避免暴动，如今也仍然要避免暴动。不暴动是我的信仰中的第一条信条，而也是我的训示中的最末一条教条。但是我应当作一番选择。我必定要降服一种我以为对我的国家不能修补损害的制度，或是甘冒人民在明了真理时奋起反抗的危险。我知道我的人民有时竟致于猖狂。这诚然使我深深地抱憾。因此，我特在此献身受刑，不是受轻微的刑，而是受最重的刑。我并不乞怜。我并不请求减轻我的罪名。我在这里承认我犯了一种从法律上讲是‘一件故意的罪过’，而在我则认为是‘尽了一个公民的最高的责任’，我喜欢受最重的刑罚。审判长，你唯一可走的路便是辞去你的职务，或者对我施以最严酷的刑罚。”

　　这一番有力的言词，使一种宗教上的精神所具有的疑虑，被一种政治领袖的义侠的坚决所均衡。因而在说完这一番话后，甘地便当众诵读了一篇对印度和英国民众的宣言。他说，他不是不对他们说明他何以由一个“坚强的忠臣和合作者”变为一个不妥协的反叛者和不合作者。自从1893年，他便从事政治生活。他指出他以印度人的身份在英国制度下所受的一切痛苦，经他继续不懈地再作25年的尝试以使它改良。他坚决相信这不必把印度和英国分开，便可做到。

　　所以到1919年，他仍是一个与政府的坚强的合作者。但是苛刻罪戾的事已经达到了印度人不堪忍受的程度，政府不但不修补前尤，而且又高升和赏赐它的犯罪的奴仆，好像是专要和印度的精神作对。政府自己已使一切的症结更为紧张。因而甘地便断定就是政府现在立即建议他所希望的改良计划，也未必成为祸害。在印度的英国政府，是建立在侵略民众之上的，法律的创立都以扩张这种侵略为目的，法律的执行，都在故意地或非故意地为侵略者的利益而运用。一种机巧而有效的恐吓制度和一种有组织的武力炫耀已把印度人民阉去了事，并在他们中间造成了一种颠倒是非的习惯。印度已经因饥馑而濒临崩溃和堕落。有很多人说印度必将经过若干年，才能有完全自治的能力。

　　英国对印度所施的灾害，比以前任何制度都大。因此，和罪恶不合作便是一种责任。甘地已履行他的责任了。

　　但是在过去，不合作表示的形式是对作恶者施以暴动的刑罚，暴动便是最高的武器。甘地给了他的人民一种新的、可是不能被征服的武器。这武器便是不暴动。

　　接着是普鲁布斯菲特推事和甘地争相表演其侠义气节的争辩。推事说：“甘地先生固然一方面因承认犯罪而使我易于着手采取措施，但是，还有一件事。如何处置以适当的刑罚，也是或者是一个在这国中作推事所能遇到的同等困难的事在你的亿万同胞的心目中，你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一个伟大的领袖，这种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就是那些政见和你不同的人，也把你看成是一个有高尚的理想、尊严、甚而有圣人般生活的人但是按照我的责任，一定要把你当作一个受法律统治的人来审判你。你的行动，使任何政府都不能给你以自由，这在印度不诚挚地为你抱憾的人，实在是很少的。但是事实已成为过去。我现在只有依我所见到过的法律，设法权衡你的功过而定罪。”于是推事很有礼貌地和甘地商酌他所应受的刑罚。“我想把你和提拉克君并列，处以12年的徒刑，而先折定为6年的监禁，你不以为不合理吧，”“假如在印度时势能使政府缩减你的年限而释放你，那没有一个人能比我更为欢快的了。”

　　甘地不让推事以礼貌把他制服。他说他的名字能与提拉克的名字相提并论，是他最可自夸的权利和尊容。单就处刑一项而论，他以为这是任何推事所能定的极轻的刑了。而对于讯问时的礼貌，他说也极其符合他的愿望。

　　《印度青年》主笔班克拉君在讯问中也按照甘地的模样，承认他所说的一切，并被判一年徒刑。

　　庭审宣告结束后。甘地的朋友都扑俯在他的足下哭泣。麻哈德麻含笑离开他们。萨拉巴马地的监狱门便在他的后面关闭了。

　　甘地夫人以一篇极美丽的消息将甘地所受的刑罚报告给印度人民，并请他们保守和平并静默地集中力量以实行甘地的建设程序。

　　甘地在萨拉巴马地的监狱中受到很好的待遇，但没有多久，便被移入一个不知名的监狱，然后再此由此移入与浦拿相邻近的约拉维达。根据1922年5月18日协和报上登的哈狄克君写的甘地在狱中一文，甘地在狱中也如常犯一般看待，并无什么特别的照顾，因而他的羸弱的体格，不免受到了折磨。文章中说：“提到甘地的囚禁，安得鲁君告诉我说麻哈德麻在狱中甚为欢乐，他请他的朋友不要去见他。他正在清洁自己的身心，他祷告，并觉得这是按一种最有成效的方法在为印度服务。”

　　安得鲁君无意中说及在麻哈德麻入狱之后，甘地党在印度更加壮大了势力。印度以加倍的热诚相信甘地。她继续把他视为斯里克里斯拿的化身，斯里克里斯拿在生时，也是受过拘禁的。在监狱中，甘地防止他所恐怕的暴动，比他自由时还更为有效。

　　在甘地被囚之后，他的声音无法传达到外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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