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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当一切都筹备好的时候,甘地便从容退到了亚米达巴得邻近的萨刺巴马地学校,在他那些亲爱的信徒的环绕中,静默沉思,以等候警察的来到。他盼望入狱。在他离开的时候,印度必能以更大的力量实现她的目标。并且他又说监狱将给他一个安静的休息地,这或许是他所应得的。

  在3月10日夜,警察到了。在他们未到之先,便有消息传到学院。甘地已经预备好了,他便从容将身交给他们。在赴监狱的道上,他遇见了他一位回回教友人摩哈尼君从远道跑来和他作最后的拥抱。《印度青年》的主笔班克拉也和他的主人一同受捕。甘地的妻子只能跟他到监狱的门口。

  在3月18日,礼拜六的下午,甘地的“伟大的庭讯”便在亚米达巴得的地方庭推事普鲁布斯菲之前执行。印度人们称那真是一次稀罕的尊荣和高贵的显示。推事和被告人互相争示侠义的礼节。在争斗之中,英吉利从未表现出如此宽大无私的胸怀。在那天,普鲁布斯菲推事替政府承认了很多过失和表示歉意。这经过记载在1922年3月23日的《印度青年》上。

  为什么政府到最后终于把甘地囚禁呢?为什么政府考虑了两年,并不动手,而专在甘地已把群众的运动平息,并建立了防止暴动的唯一屏障的时候,才把他囚禁呢?这是否是反常的举动?抑或是它专要实行甘地所说的可怕的话:“这样好像是政府巴不得这一片土地都充满了杀戮、放火和劫掠,以使自己得以独操权力来把她征服”呢?政府处在一个很困难的位置,它一方面敬仰甘地,而一方面又惧怕他。它本可以温和地对待甘地,但是甘地并不温和地对待它。甘地责骂暴动,可是他的不暴动比较任何暴动还来得激烈。

  在他停止文的反抗运动的同一天,或是在德利会议之前一天的2月23日,他对大不列颠的权威写了一篇最富恫吓性的文章。贝根赫德伯爵并蒙塔鸠君发回了一封傲慢的电报,对印度无异是给了当头一棒。电报中说:

  “假如印度对于我们的帝国的存在挑战,假如印度依着无所凭据的心理,以为我们正在考虑退却,因而阻止英国政府对于印度所必须履行的职务,和作种种要求,则印度这回的挑战,一定不能达到成功,因为她是对世界上最刚毅的民族挑战,这民族一定立刻再度鼓起它所有的气力和决心来对付它。”

  甘地在暴怒之中,立即回答了这样的挑战:“当不列颠的雄狮继续在我们面前摆舞它的沾血的爪牙的时候,那里能说到什么讲和呢?不列颠帝国建立在对物质上困弱的民族的有组织的侵略,并继续为暴力在张扬,倘若世界上果有一个公正的神管理着宇宙,那么它一定不能生存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使英国的人民知道从1920年所开始的战争,是一次要拚个最后的死活的战争,不论它将经历一月,一年,或是很多月,很多年。我唯有盼望并祷求上帝给印度以充分的谦卑和充分的力量,使她能维持不暴动直至终局。如果要我们对于这种傲慢的挑战表示屈服,那现在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甘地被告的缘故,便是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话,和在其他两篇文章中所说的话。一篇是在1921年9月19日发表的,一篇是在1921年12月15日发表的,两篇文章,一是说阿里兄弟的被捕,一是答复勒定伯爵的演说。这两篇文章中都有同样的宣告说:“作拚个最终的死活的争斗。我们要自主,我们要政府接纳民众的意志。我们并不请求宽赦,而也不盼望什么宽赦。”宽赦在当时是战争时收容被虏的敌人的术语。因此,甘地被告的罪名便是:“宣传内乱并煽动他人推翻政府。”甘地自己作自己的辩护人。他对于告诉他的一切罪名,都不加辩护而宣告承认。

  孟买的检察官斯特棱治曼声称两篇成为被告原因的文章,并不是分离的,而是这两年来以推翻政府为目的运动中的一部分。他摘录甘地的文章以证明他的话。他对于甘地的品格的高尚,极为称许。他把孟买和绰里绰拉的流血,都归咎到甘地身上,要他负责,甘地宣传不暴动,固然是真的,但他同时也宣传叛逆。

  因此,他对于人民所作的暴动,应当负责。

  甘地要求允许他发言。在这过去的几个礼拜中,他因徬徨歧路,莫辨是非所受的痛苦、忧虑、怀疑和智灵的交战已经确定了他所应走的道路,对人民所发生的影响等等,他都已豁然明晰。他已经把他灵魂的安静恢复了。他承认过去一切发生的事和将来应发生的,都是一种必然的事。他对这种事件的发生,固然抱憾,但这是他的责任所应做的。他和检察官表示同意。他应负的责任是应对一切的事件负责。他宣传叛逆的年代,还不只如被告的主辞中所述的年限。他负起了玛德拉斯的变故,绰里绰拉的“凶暴的罪过”,和孟买的“癫狂的暴动”的责任。他说:“那个有学问的检察官说我是一个已经受过充分教育,有充分经验和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应该明白我每一次举动的效果,这是十分对的。我知道我是与火为戏,我是冒着危险,并且,假如我被释放,我仍将这样做。今天早晨,我觉得倘若我没有把刚才所说的话说出来,那么我一定无法完成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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