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30)_李光耀

一三〇

　　1996年，金泳三总统访问新加坡。衣冠整齐的他自豪地对我说，他每天早晨都会慢跑好几公里。他还说，我们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比如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建立社会网络对家庭给予支援。我补充说，我们最重要的共同利益是确认美国在亚洲地区保持影响力，这在战略上是极其重要的。

　　金泳三总统在上任时曾表明他不会旧事重提。然而随着国内压力日益加强，他不得不在1995年底改变初衷，国会通讨了一项特别法令，取消对1979年的政变和任何跟1980年光州大屠杀有关的谋杀、煽动骚乱、贪污和其他罪行讲行调杏的限制。结果，在他之前的两位总统都被逮捕和定罪n在电视卜着到他们两人被羞辱，还身穿囚衣被带上法庭。我吓了一跳，感到十分惊讶。全斗焕和卢泰愚因1979年的政变和1980年的光州大屠杀事件，分别被判死刑和坐牢22年半。两人也因在任期间收取贿金而被罚款。上诉后，全斗焕的刑罚改为终身监禁，卢泰愚坐牢17年。

　　不久后，金泳三总统本身也卷入一桩涉及大笔款项的贪污丑闻。韩国一个大财团韩宝在数家国有银行欠下数十亿元，宣告破产。金泳三的儿子被控收取700万美元，后被判入狱3年，外加罚款150万美元。反对党趁机声称金泳三本人也接受过韩宝的贿赂，在竞选中的花费明显超过法律上的规定。金总统虽然在电视上公开道歉，却拒绝透露详情。多起贪污丑闻经过媒体大事报道，加上经济管理不当，现任总统和执政党的声望已被摧毁。不翻旧账，他们的政治制度所受的损害就不会那么大。在南非，要是人们承认在实行种族隔离体制时干下暴行，调查与和解委员会就会原谅他们。虽然这样做不一定促进和谐，但是至少没使分裂尖锐化。

　　错误的信息两位前总统所经历的审讯不只摧毁了他们和好些助手，同时也摧毁了协助创造现代韩国的人物。人民变得愤世嫉俗，对所有的官方机构都不再抱任何希望。韩国领袖要重新获得人民的尊重，看来得花上一段时间。他们两人是根据当时韩国的惯例和标准行事，而根据那些准则，他们算不上是十恶不赦之徒。卢泰愚之所以会让权力转移到金泳三手上，主要是受到美国舆论的压力，他们不赞成由另一名军人接班。其他国家军人出身的领袖将从这一连串事件中得到错误的信息，他们会以为把权力移交给争取群众支持的平民政治家是危险的做法。

　　1999年，我以韩国工业联合会国际咨询团成员的身分到汉城出席会议。咨询团在10月22日的一个论坛上与韩国众财团领袖进行讨论。这些财团是韩国版的日本财阀。日本财问取得成功的所有主要工业，韩国财团会以更低廉的人工和成本进场较量。他们同日本人一样，目的是占有市场，无视现金流动和生意底线。韩国国内经济尤其是工人的高储蓄率，是集团取得低利率资本随之专攻某些工业的基础。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

　　冷战结束后，外界情况起了变化。韩国也须像日本那样，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他们的财团共借贷了约1500亿美元的外币，在国内和国外——中国、东欧前共产国家、俄罗斯和前苏联的中亚细亚（中亚）共和国，迅速扩充发展工业。这些投资并不是在预算有多少回报后进行的，它们大举扩张业务，旨在占据市场。近1997年底，这些财团无法偿还贷款利息，韩元跟着暴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伸出援手，三个星期后，金大中在选举中获胜担任总统。

　　我告诉财团代表，韩国正处在十字路口。它不应继续采用日本的工业和经济模式，因为就连日本本身也走投无路，不得不放弃旧有的经济模式。韩国和日本现在是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中的一分子，必须遵守美国和欧盟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定下的规则。它们必须使投资更具竞争力，如同任何美国或欧洲公司，着重盈亏。问题在于如果要具有竞争力，它们应如何从当前的状况发展到所必须达到的地步。这些财团已扩展成庞大的联合企业。

　　如今，它们应专注于做得最好的业务，以它作为核心业务，放弃那些无生产效益的业务。接下来，要使业务蒸蒸日上，就需聘请具有企业精神的管理人员。当我表示儒家思想并不是导致它们崩溃的因素时，财团领袖都感到欣慰。他们的弱点是做生意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在意回报和生意底线。他们的制度不够透明、开放、公正，会计法也没根据国际标准，导致雪上加霜。也是儒家社会的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能顺利渡过金融风暴，是因为两地履行英国法制，做生意的方法透明，会计法符合国际标准，公正平等地公开招标和商讨合约，银行贷款简易方便。韩国人必须采纳这些做法。

　　韩国人做生意的手法跟日本人很相近，主要是靠非正式的关系，甚少注重规则和法律。财团领袖们明了重组的重要性，却不愿意放弃家族对过去40年来辛苦建立的大企业的监控。他们也不舍得把属下的公司交托给管理人员，后者已习惯了让创办人为公司所有企业的策略做决定。出席了国际咨询团会议后，我到青瓦台拜会金大中总统。此时的他已70多岁，身材魁梧，比起他那一代的韩国人算是高大的。他走起路来一拐一拐，据说1971年，韩国中央情报局人员企图谋杀他，他的腿就是在当时弄伤的。他脸部表情严肃而且深沉，偶尔会笑一笑。会谈中，他井然有序地从南北关系开始，谈了一连串的课题，要我评价他的政策。从“阳光政策”说起，这个政策的目的一来是维持强硬的威慑姿态以防战争，二来是要在不破坏或威胁朝鲜的情况下实现统一，最后是要营造适当的环境，让两地的私人企业界能在经济和生意上密切合作。

　　我说，通过科技、管理和知识转移，并鼓励发展来帮助朝鲜改变，是合理实际的做法。这么一来，朝鲜就能提高本身的生活水平，减轻南方的负担。不过，与此同时，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更应有增无减，智囊团、大学和言论界的相互交流尤其重要，这样，思想看法才会改变。

　　我认为，把东北亚和东南亚结合成一个区域，指日可待。两个分区的经济体关系越来越紧密。

　　韩国媒体以为我们会谈到对亚洲（即儒家）价值观的歧见，以及民主和人权课题。我告诉他们，我们快80岁了，不太可能改变自己的看法，所以没触及这些课题。历史将证明谁对儒家文化有较好的诠释。

　　从金大中身上，我看到一个人经历重重危机后脾气的转变。为了达到更高层次的目的，他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曾经在日本被韩国中央情报局逮捕，施以酷刑，要不是美国介人，恐怕已被杀害。然而为了赢得1997年的选举，他跟中央情报局前局长金锺泌结盟，选举胜利后肢委任金锺泌为总理。

　　导致韩国目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困难重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从军法统治到完全自由的民主政治的转变太仓促了。他们没有早已确立的执法传统来控制公众集会，也没有任何条例管制工会，规定它们须在罢工或采取工业行动之前举行秘密投票表决。我们的情况就不同。1959年，我们接手管理新加坡的时候，英国留下了一套轻罪法规，因此在紧急法令终止后，碰上示威事件发生时，我们还能通过其他途径加以约束，以免示威府动超出可以容忍的范围扰乱治安。

　　如果韩国能把民主进程的速度放慢一些，在那期间制定所需的法律来调控示威和抗议，或许人民在示威抗议时，就不会那么肆无忌惮，像愤怒的工人同学生跟警察对峙那样。领袖和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获得更新。他们有必要重建人民的信心，让人民知道不论是成功和较不成功的人、较优秀和受较低教育者，以及管理层人员和工人，都将获得平等的对待。为争取快速增长，各任总统遵循的政策对工业家、经理和工程师非常有利，工人却没得到什么好处。随着国内生产总值上升，贫富悬殊也跟着扩大。不过，我相信一旦制定了新的社会契约，韩国人将再次朝气蓬勃地稳步前进。他们充满活力，勤奋和能干。自强不息的文化，驱使他们努力争取成就。

　　几次尝试不果之后，朝鲜和韩国领导人终于在2000年6月13日在平壤举行峰会。韩国人在观看电视现场转播时，大为惊讶。被形容为恶棍的朝鲜领袖金正日，显得热情、幽默和友善。韩国人都为此而兴高采烈。即使是疑心最重的人，对他也留下深刻的印象。

　　几天之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北京和汉城。在汉城，她表明美军将留驻韩国。但是，如果关系继续解冻，她必定估计得到朝鲜将会施压，要求美军撤走，而韩国人也会鼓动和支持。如果朝鲜停止发展导弹，美国也就没有必要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了。

　　就在峰会当天下午，我在北京会见了江泽民主席。他当时兴致很高，愉快地向我描述了他在电视上见到两位领袖握手的画面。江泽民有理由感到满意，因为金正日在峰会之前两星期，曾罕有地访问北京，同他讨论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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