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31)_李光耀

一三一

　　※33、香港的回归

　　……商界和专业界精英开始在心理上进行调整，接受香港即将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的事实。香港中文媒体态度变得温和起来，即使是一份桀骜不驯的中文报纸也收敛了许多。

　　我在1954年乘搭意大利客轮亚洲号首次游览香港。客轮在当地停留了三个晚上，让我和芝有机会在这块殖民地上闲逛。面向海港的香港本岛是个摧班妩媚的城市，跟对岸九龙欣欣向荣的市镇遥相辉映。市中心背靠着海拔大约1000米的太平山，公路和房屋掩映其间，景致迷人。

　　香港人勤奋，货品价廉物美，服务一流。一天早上，有人带我到一家裁缝店定做两套西装，让裁缝师傅量身。下午回到小店试穿新装，裁好的西装当晚就送到船舱。这是新加坡裁缝师傅所无法做到的。当时我不曾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解放大陆，约有一两百万中国难民潮水般涌入香港，裹挟着大批来自中国最杰出的企业家、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们有来自上海的，也有来自浙江、江苏和广东的。这些大陆精英形成了一个厚实的人才基础，再加上一批较有创业精神和足智多谋的中国工人，他们携手把香港转变成世界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

　　对全世界来说，香港和新加坡是两个相似的华人城市，规模大小也差不多。对我而言，两地显著的差别不少于彼此的共同点。香港土地面积比新加坡大一倍，挤满香港本岛、九龙半岛和新界地区的人口，也比新加坡多一倍。1949年的香港，无论政治或经济环境都是一片灰暗，纯粹依赖大陆的自我克制作为生存条件。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随时会开进来。但是，即使变数再大，即使有着朝不保夕的惶恐，香港仍然繁荣兴盛起来。

　　新加坡当时没有面对如此惨淡的局面。我庆幸我们那时无须像香港那样面对极大的压力，生活朝不保夕。即使1957年马来亚独立了，新加坡在经济、地理上还是同马来半岛一脉相承，人民和商业往来不曾间断。直至1965年被迫脱离马来西亚，我们才真正面临相似的茫无头绪的未来。但是跟香港不同，我们没有大陆源源涌来的150万难民。也许如果能吸引到这一股难民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最出色的企业家和最勤奋耐劳、足智多谋。干劲十足的人才，我们就能拥有同样的额外竞争优势。

　　事实上，1949年同样来自大陆的难民浪潮何尝不也助台湾一臂之力。若不是有这个浪潮，台湾不可能把1949年以前治理中国多年的顶尖领导人才，都吸纳过去。他们的行政，加上美国的援助，改变了台湾。当这一切在1949年发生时，我还不了解人才的重要性，特别是创业人才，也未曾意识到这些训练有素的人才，正是改变社会、提升社会的酵母。

　　1962年5月我重游香港，映人眼帘的尽是高楼大厦和百货商店，足见香港在短短8年内已远远超越新加坡，走在前头。1965年独立以后，我几乎每年都会到香港走一趟，看看香港人如何克服困难，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把香港当做获得灵感和启发的源泉，从香港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个刻苦奋斗的社会能有所作为。我也希望吸引香港商人，尤其是制造商，到新加坡设立纺织厂或其他工厂。但是这一番苦心却得不到香港传媒的善意对待，他们写了不少贬抑新加坡的报道，劝阻香港人离开。

　　1970年2月，香港大学颁发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给我。我在致词时说：“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先驱，香港和新加坡可以充当催化剂，协助周遭的传统农业社会加快蜕变的步伐。”我希望“它们会成为集散地，不光是集散发达国家制造的精细产品，更重要的是也能传播社会价值观、纪律、技术和专门知识”。十年后，两地果然都做到了。

　　那次访问香港之后，我致函经济发展局，说明因为有中国的因素以及99年英租新界合约在1997年期满所引起的政治变数，新加坡可以从香港引进入才和技工。我们也可以在香港面对缺乏技能和信贷的时候，借出这些资源。香港人在每一次受挫后东山再起的能力，使我十分钦佩他们。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香港跟新加坡一样深受打击，香港人却能更迅速地自我调整。商品削价、员工接受减薪，香港仅有的几个工会组织没有跟市场力量对抗。新加坡的情况则不同。我们必须努力减轻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带来的冲击，保护工友避免受到生活水平骤降的影响，并协助化解劳资之间的问题。

　　香港人依赖的不是政府，他们自力更生，靠自己靠家人。他们格外勤奋，沿街叫卖兜售，制造一些小巧玲珑的东西，或者买进卖出，做生意不放弃任何运气。香港人谋求成功的意念无比强烈，家庭成员、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分外密切。早在佛利民推崇香港为自由企业经济的模范之前，我已清楚认识到只设少许社会安全网。甚至完全不设安全网的好处。这样的环境激发香港人力争上游。他们同殖民政府之间没有一纸社会契约。香港人和新加坡人不同，香港人既不能管也不去管防务问题，也不管群体利益。香港不是一个国家。

　　这就是港新之间的天渊之别。我们非是个国家不可。否则无法生存。教育、医药、住房，样样都得提供津贴，不过我也设法避免社会因福利主义导致衰竭。但是一谈到活力和干劲，新加坡人永远赶不上香港人。在香港，谁要是失败了，只会怨自己，自叹倒霉，然后重新振作，东山再起，希望下一次会转运。新加坡人对政府对生活的态度截然不同。n他们选择就业保障，喜欢无忧无虎的0生活，若不成功就怪罪政府。因为新加坡人认为政府的责任就是确保他们生活得更舒适。他们期望政府不只提供公平的竞争场所，最好还能在竞赛结束时。对赛绩不佳的人也能提供一些奖品。新加坡人投票选出自己的议员和部长，并认为他们应该把所有的奖品分给自己。

　　一名移居新加坡的香港企业家向我一语道尽新港之别。他在70年代初到新加坡开设纺织厂和成衣厂，把在香港的几名管理人员带来，另聘几名新加坡籍经理。他的新加坡籍经理在1994情仍为他效劳，而来自香港的几名经理却已各奔前程，自立门户，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他们认为既然自己对这门行业的认识不比老板浅，没理由还得留下来帮他打天下。他们只需一笔小资本，一旦筹足本钱就走，头也不回。新加坡人欠缺的正是这种肯冒风险争取成功，以成为大亨巨贾的企业家精神。幸好近年来情况有好转的迹象。

　　随着区域经济迅速增长，向外发展的年轻专业人士也多了。他们总是先当个受薪经理，享有奖励性的股份选择权，在认清了风险所在，自信有能力应付之后，才放胆去闯天下。我们成功吸引了一批香港纺织业、成衣业、塑料业和珠宝制造业的企业家，几个玉器和象牙雕刻师傅以及一些家具制造商。六七十年代，香港投资商深受新加坡欢迎，因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为新加坡的商业环境注入了乐观的激素。他们当中最出色的人才仍选择留在香港，怎么说在香港赚钱要比在新加坡来得容易。但是如我们所愿，他们在新加坡开设了分公司，委派自己的孩子前来管理。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香港前途问题尘埃落定，我邀请一组香港商界和专业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在8月新加坡庆祝国庆的那一周前来访问。结果，一群香港商业巨子联合投资了20多亿新元，在新加坡兴建全国规模最大的会议展览中心和办公大楼，称为“新达城”。

　　中心落成一年后，即1996年12月，我们在那里主办了世界贸易组织第一届部长级会议。这个会展中心，也是香港集团在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多个太平洋沿岸城市撒下的“留窝蛋”之一。香港媒体以为新加坡不过想要挖走当地的精英，它们却不曾了解，香港在回归中国之后继续成功，才是真正符合新加坡的利益。要刮尽香港的人才只是一次过的事情，欣欣向荣的香港却能带来源源不断的商业机会和好处。

　　英国统治者治理香港，摆脱不了大英帝国的古老传统作风——孤傲自大，居高临下，以恩赐态度对待当地人，甚至对我也如此，只因为我是华人。早期的港督人选由英国殖民部升上来，这种现象在1971年以后有了改变。麦理浩原是英国外交部一名资深官员，在走马上任前，他决定先到新加坡访问。香港当时饱受贪污之风的困扰，他想了解我们怎么整肃贪污歪风，同时看看我们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尤其是工艺学院，因为香港当时并没有这类学院，在工艺教育方面几乎从未进行任何投资。他也想参观这里的公共住房，希望在情况恶化之前，及时改善香港的住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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