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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


  ※32、韩国人自强不息

  ……卢泰愚和全斗焕都因被控叛国和贪污纳贿罪,结果被判长期监禁,全斗焕还被控谋杀。他们在1997年12月获赦,1998年2月出席了总统就职典礼。金大中在宣誓就职后跟全斗焕和卢泰愚握手,总统发言人说,这表示韩国社会的修好与和谐。这一幕在4万群众面前上演。人民是否会因这幕政治演出而对政府的制度重拾信心,还是个未知数。

  过去,我对朝鲜人的印象并不好,因为第一次见到的朝鲜人,他们穿着日本军服。当时,日本人带了两批雇佣兵到新加坡来,除了朝鲜人,另一批是台湾人。朝鲜人跟日本军人没两样,粗暴而且出手重。台湾人则充当福建话通译,那是新加坡华族的主要方言。战后,韩国发展经济的冲劲消除了我以往的成见。

  1979年10月,朴正熙在官邸——青瓦台接待我。他外表严肃,身材矮小结实,脸尖鼻窄。朴正熙希望我能帮助促进韩国同东盟的关系。他说朝鲜半岛的和平前景并不乐观。南方不愿再陷人另一场战争,认为和平第一,统一第二。但是北方却要以武力达到统一。我问他美国是否会在1981年后继续履行承诺,卡特总统曾经宣布美军将在那一年开始撤出。朴正熙说卡特的国防部长布朗已答应会在1981年以后,继续负起防卫的责任,而且曾公开表示韩国的安全对美国至为重要。我提醒他,卡特在1976年的竞选宣言是从韩国撤军,这讨得美国人的欢心,如果这么做又再受美国人欢迎,卡特可能会有改变。他同意我的分析,并说美国推行的政策受4年举行一次的选举周期影响,令他感到不安。当晚在整个餐会上谈的都是正事,没有闲聊的机会。

  朴正熙那20来岁、说英语的女儿热情招待我们,确保没有冷场。朴正熙说他接受的是军官训练。他委任各个领域的专家担任部长和长官,在做出重大的决定之前,他都会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朴正熙的总理崔圭夏很能干,受日本教育。总理夫人也在日本受过高深教育,跟夫婿一样聪明。夫妇俩仍旧阅读日本小说和报章。韩国的知识分子跟台湾知识界一样,深受日本人的影响,程度同我受英国人的影响不相上下。

  韩国人民决心追求经济现代化,因此,掌权了18年的朴正熙,得以带领团结一心和严守纪律的人民,把经济发展得蓬勃繁荣。在经济策略上,他也紧随日本人的作风,小心翼翼地保护国内市场,同时大力推动出口。朴正熙鼓励甚至强迫韩国人节俭,不许人民享受如彩色电视机这样的奢侈品,而韩国彩色电视机的出口量却与日俱增。他要韩国成功而展现出的坚定和顽强的意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少了朴正熙,韩国也许永远也不会发展成为工业国。我离开韩国5天后,朴正熙被他最亲近的助手、也就是情报局局长暗杀了。韩国政府说,这起行刺事件是密谋夺权计划的一部分。据当地报章报道,情报局局长一直很担心会被他人取代,因为朴正熙曾经批评他没有处理好釜山学生和工人同警察殴斗的事件。

  那一次的访问肯定了我对韩国人的看法,他们很强悍,能够承受极大的痛苦。相继而来的人侵者横扫整个中亚大草原,但是来到这个半岛却止步。他们属于蒙古人种,脸型和体型突出,不容易把他们误认为华人或日本人。他们为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主人把我带到庆州,那是他们古老的文化中心,七世纪新罗王朝的国王都葬在那里,从这些陵墓中出土了许多精致的黄金和宝石手工艺术品。

  极度憎恨日本人他们十分憎恨日本人。受日本统治的35年里,他们的任何反抗行动都受到无情的压制,这在他们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清楚记得在过去500年中,日本人对他们进行过无数次的侵略,而每一次他们都会击退敌人。即使是那些最日本化的韩国精英,包括崔总理和他的夫人,他们精通日语、日本文学和文化,但是心底里还是厌恶从前的统治者。当年朝鲜人抗拒殖民主义和支配式的统治,因此日本人对他们采取了强硬的手段。他们也抗拒中国人的君权,长达1000年,只不过没有像对日本那样反感。他们采用汉字,因而吸收了儒家思想。

  美国大学的韩国学生证明了他们不比日本人或华人逊色。然而尽管韩国人身体比较强壮,他们的凝聚力和对公司的奉献精神却不如日本人。实行军法统治时,韩国工人和工会都处于静态。军法统治取消后,工会变得激进,经常怠工静坐和罢工,无视出口市场出现问题,仍然要求加薪和更好的待遇。韩国工会不可能像日本工会那样,跟它们的雇主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不论跟雇主的矛盾有多大,日本工会绝对不会破坏公司的竞争力。韩国人令人生畏。一暴动起来,他们跟镇暴警察一样有组织、有纪律。跟他们对峙的警察,像古罗马的斗士般戴着有塑料面罩的头盔,拿着塑料护盾。当工人和学生跟警察当街冲突时,他们俨然就是在战场上的士兵。罢工者蹲在地上聆听演说的同时,也有节奏地挥动着拳头。他们是相当火暴的一群,不愿妥协。反对当权者时,他们既凶且狠。

  80年代,我两度访问韩国,先后同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见过面。1996年,我在新加坡同金泳三总统见面。从朴正熙到金泳三,4位领袖都深切关注由于夹在中、俄、日三大强邻之间,韩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脆弱性。

  1986年,我在汉城会见全斗焕。他对朝鲜的专注和忧虑,令我惊讶。我觉得很纳闷。他们的人口比朝鲜多一倍,也富有得多,还获得美国供应更好的军事配备。虽然朝鲜的经济捉襟见肘,跟我见过面的韩国外交部长,却都流露出对朝鲜军事威力的畏怯。

  跟韩国领袖会谈,我们讨论的另一个重点课题是新兴工业经济体(包括韩国和新加坡)跟欧洲的发达国家和美国的贸易与投资关系。1686年,我向全斗焕总统提及在美国和欧洲不断滋长的保护主义情绪。我说,要是我们这些新兴工业国不开放市场,回应美国和欧洲给予我们自由进出市场的权利,久而久之,他们会觉得难以容忍保护主义思想必会蔓延。他同意新兴工业经济体应该开放市场,并强调韩国准备花两年时间,按部就班地实现这个目标。我指出尽管开放了市场,韩国关税仍然高达16%至20%。对此,全斗焕回应说韩国不是一个富有的国家,人均收人仅对2000美元,比新加坡的人均收人还少。除了国防方面的负担,它还负债465亿美元。

  1986年,我在汉城的一个午餐会上向韩国的四大商会发表演说,发觉他们非常不愿意开放他们的市场。两年后,我再次跟同样的四大商会的代表共进午餐。我谈到他们需要增加进口,促请他们连同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工业经济体,商讨如何缩小相互贸易上的不平衡。他们也认识到不可能长期守住当时的地位,所以那一次比较能接受我的意见。

  在全斗焕担任总统期间,工人经常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暴动,使汉城不时停顿下来。到他即将卸任时,局面已经演变得不可收拾。他的得力助手卢泰愚很巧妙地缓和了紧张的局势,在获得支持之后,卢泰愚参加竞选并当选为下一任总统。

  卢泰愚是个温文又严肃的人。我们在1986年7月初次见面时,他是全斗焕内阁中的部长。他当时就对廉洁的新加坡政府给证明,即使在大选前,他仍然能冷静地应付大规模的暴动和骚乱,同时展现了他谦恭的一面。这些资产就是他发展政治事业的基础。

  卢泰愚把两大反对党领袖之一的金泳三吸收到他的学旗下,从而促使金泳三在1992年当选为第一位平民总统。他的主要竞选课题是肃清贪污和舞弊行为。由于分别涉及不同的贪污事件,3名刚上任数星期的部长被他拉下了马。他也撤换了好几个高级法官肥一些高级军官开除并监禁起来。军方默许他的规定。韩国几家电视台和报章的记者先后到新加坡来。制作记录片和撰写报道文章,介绍我们的反贪污法律和执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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