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23)_李光耀

一二三

　　一年后，1968年10月，我又到日本回访。日本很讲究礼仪，他们坚持在机场的迎送仪式上，我应该戴黑色的霍姆堡毡帽和灰色手套，穿黑色的西服。他们非常拘泥于西方的礼服穿着。当时各地报纸都在报道英军将撤离新加坡的新闻，我发现阳本官员和部长们，包括首相在内，都期待我会向他们要求援助。他们知道新加坡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然而我没像其他到访的发展中国家领袖一样要求援助，这使他们大感意外。跟佐藤仅相和外长三木讨论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认为新加坡有效率高的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可以作为日本在东南亚进行经济活动的立足点。不过，要这么做的话，新加坡须跟印尼和马来西亚保持良好的关系。佐藤也为日本皇太子明仁和太子妃美智子成功访问新加坡而向我道谢。他知道我曾经亲自设晚宴款待他们，还带他们到总统府的天台去观赏在日本无法看到的南十字星座。皇太子夫妇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我们交谈甚欢。我和芝后来多次访问东京，他们都在私邸盛情款待。

　　感觉很特别的一刻由于是国事访问，天皇和皇后在皇宫设午宴招待我们。主要的宫殿被炸毁了，午宴设在比较靠外面的一座房子里。我们被带领进入一个客厅，地上铺了漂亮的地毯，家具陈设简单而优雅，摆了几张精致的小桌，礼物就放在上面。同这位半神的人物晤面，是我生命中感觉很特别的一刻。在日本占领新加坡的3年半里，他成了神。我在国泰大厦报道部当电讯编辑期间（1943——1944年），常得向东京皇宫的方向鞠躬。如今眼前站着这个身材瘦小，略微弯腰弓背的人，看上去毫无恶意，说真的倒是友善有礼，说话低声细气。皇后个子比较大，圆脸盘儿，长得讨人喜欢。礼宾官员让我们站到指定的位置拍照，然后宾主双方坐下来交谈。谈话内容无伤大雅。在适当的时候，他对战争期间日本对新加坡人民所造成的苦难表示遗憾。我点了点头，一声不响。对这样的场面我毫无心理准备，认为最好是保持沉默。

　　日本人已经揭开了皇室的神秘面纱，要在他们心目中重新恢复过去对天皇的崇敬，谈何容易。皇位象征着什么，已经没什么神秘可言。坐在午餐桌的另一边，压低嗓子跟这位曾经被当做神一般的皇帝谈些大多无关重要的事情，未免令人扫兴。坐在天皇身旁的佐藤首相对他有什么想法，倒叫我纳闷。佐藤毕竟属于把他当成神来敬仰的一代。

　　天皇的葬礼此后我和芝又几次会见了天皇和皇后。我作为总理的最后活动之一，是于1989年2月参加他的葬礼。来自世界各地的显贵云集东京，向这个复兴和成功的工业强国的元首致哀。那是个肃穆的传统仪式。新宿皇家公园内筑起一座宏伟的神道神坛，它是用精致的白松木搭成的，没用一颗钉。人人都穿着深色的西服，另加外套并戴着手套，不然就穿传统的民族服装。我们就坐在一个开放的大帐篷内，面向神坛，凛冽的西伯利亚寒风吹来，叫人直打哆嗦。那是前后两个半小时的彻骨严寒。

　　日本人的安排却周到万分。跟帐篷毗连的是个围了起来的接待处，既温暖，来往又方便，有热腾腾的饮料和小吃供应，洗手间的马桶是保暖的。参加葬礼的来宾，人人都获得可以御寒的毯子和大大小小的特制小袋，只要把塑胶包装扯开，氧气就会使化学过程产生效应，把这些袋子变成保温垫子。我把小的保温垫子放在覆盖着足背的鞋面下面，大的放进短上衣、裤子和外套的口袋里。

　　可怜的芝，旗袍没有口袋，无处可放。邻座的人把多个保温垫子放在座位上，让臀部保持温暖。这种刺骨严寒比在新加坡国泰大厦天台上向天皇鞠躬还要难受。当年我根本无法想像将来会有一天代表新加坡，跟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的菲利普亲王一起参加天皇的葬礼，向他致哀，而美英两国正是日本在1941年12月8日偷袭的两大强国。所有的大国和许多获得援助的国家的总统或总理都出席了，有些则由国王代表，全世界聚集在一起，赞颂日本的特出成就。

　　过去的35年，我对日本和它的领袖有更深人的了解。我们需要他们帮助新加坡工业化。在他们眼里，新加坡是东南亚的战略要地，可以从这里出发把经济活动扩展到整个区域。我们也是从波斯湾到日本的海路枢纽，是日本油轮必经之地。我和日本首相们经常反复讨论的课题包括：在马六甲海峡自由航行的权利，日本在新加坡和东南亚的投资，本区域的安全问题，中国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亚太区的经济合作关系。

　　60年代和70年代，我所见过的所有日本领袖所最关注的，就是在马六甲海峡自由航行的权利。佐藤最先于1967年表示担心马六甲海峡部分航道海水太浅，大油轮恐怕过不了。我告诉他，只要用有灯光的浮标或灯塔标明浅水的地方，就不会有危险。有了先进科技，可以疏浚马六甲海峡，用灯光浮标做航道标志。我对这个问题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使佐藤受到鼓舞。他老惦记着日本是靠海路输入像石油这类原料的，就是这些原因促使他们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当时拥有足够的军力发动攻势，现在却没有这个能力。

　　1973年5月，接任的首相田中角荣跟我在陈京会面时，也提到这个课题。我强调，日新两国应该合作，以确保自由通航得以继续，同时抗拒本地区其他国家建议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他显然感到安心。两年后我造访三木武夫首相时，他提起不久前在新加坡海峡发生的两起日本油槽船意外事故，对新加坡政府的全力协助，表示真诚的感谢。这两起意外事故曾激起新加坡邻国的强烈反应。

　　日本超级油槽船“祥和九”先于那年1月，在离新加坡几公里外的水牛礁附近搁浅后泄漏原油，在海面上留下了长达20公里的油渍。各国都担心有关事故会严重污染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海岸线。新加坡港务局立刻出动防油污船艇到海面喷射清洁剂，防止油渍扩散，化解油渍。随后于4月间，“土佐丸”在圣约翰岛附近水域同另一艘油槽船相撞，断成两截。这回事发的地点距离新加坡本岛更近。所幸“士佐丸”已经卸下运载的原油，这才避免酿成另一次严重污染。尽管如此，马印还是公开呼吁，向往来船只征收航道使用费，以补偿沿海国家蒙受的损害，同时为航行于马六甲海峡的船只设定吨位限制。

　　这个问题对日本太重要了，因此副首相福田赳夫和外长宫泽喜一过后都在和我会晤时，分别当面向我致谢。同其他强国相比，日本政府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对他们是否具有经济价值。新加坡没有天然资源，他们对我们的评价很低。为了得到他们的帮助，比如投资石油化学工厂，我们必须不响提醒他们，要是新加坡也支持其他沿海国家一印尼和马来西亚，向往来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征收航道使用费，他们将遇到很多麻烦。自由通航对日本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因此，直到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大会阐明各国有这个自由航行的权利时，日本才放下它的心头大石。

　　设法吸引日本投资担任总理期间，我一直都设法吸引日本公司到新加坡来投资。日本首相佐藤在1967年9月访问新加坡时，我公开地对他说：新加坡人对日本的资金、科技、经理和专家的流入，并无顾忌，而日本肯定将领导亚洲朝进一步工业化的目标前进。我告诉经团联（日本大工业家的协会）的工业家，新加坡欢迎任何觉得搬到新加坡来能在工资或货运成本上占优势的工业。第二年，经济发展局在东京设立办事处。然而对年代初的日本人，还没有做好把工厂迁移到国外的准备，他们还在加强国内的工业生产力。直到80年代，由于对美国的贸易盈余越来越大，受到美国的压力，他们才开始在美国生产。后来当欧洲也决定不进口他们的产品时，日本才开始在欧洲，尤其是英国设厂生产，把产品出口到欧洲经济共同体。

　　精工表决定在新加坡设厂的过程，反映了日本公司在海外投资时典型的小心谨慎。我们在70年代初花了3年多的时间，才说服精工表在新加坡设表厂。当时在东京代表经济发展局的黄名光，毕业自一所日本大学，充分掌握和了解他们的语文和文化。精工表不认为东南亚有任何地方能符合他们的精细工业的要求：有支援工业和足够的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工作队伍。

　　黄名光竭力使他们相信，应该未雨绸缨，准备有一天石英表价格下跌，在日本制造变得不经济，因此应该考虑到新加坡来。同时，他也跟该公司的科技与生产主管打交道。我们提交了多份可行性报告，再无数次地给予承诺，保证会尽力协助他们之后，他们才终于决定投资。1976年，我为他们的工厂主持开幕仪式。在决定投资之前，他们小心翼翼，一旦决定投资，他们就全力以赴，确保计划成功。不久后，他们对新加坡员工素质的疑虑一扫而空，进而发展生产精密器具、工业机械和自动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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