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22)_李光耀

一二二

　　※30、亚洲第一个奇迹

　　日本人现在的态度，可以视为他们日后行为的苗头。要是他们对过去感到羞愧，日后就比较不可能重蹈覆辙……日本的实力仍旧不容低估。一旦他们感觉到受威胁，石油或其他生存资源被切断，出口市场被封死，国家生存的命脉断绝，那我相信日本人必会再次进行恶斗，就像1942——1945年一样。

　　过去60年来，我对日本人的印象改变了好几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接触的是待人彬彬有礼的推销员和牙医。作为一个社群，他们爱干净，整洁，守纪律，自给不求人。因此，他们在1942年2月占领新加坡之后的残酷行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的残酷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虽然有例外，日本军政府有步骤的暴行，使日本人给人的整体印象是冷酷无情的。我们忍受了3年半的恐怖和物资匮乏的生活。在东南亚沦陷区，数以百万计的人丢了性命。被他们俘虏的英国、荷兰、印度和澳大利亚士兵都被迫服苦役，以致形销骨立，命丧黄泉。

　　1945年8月15日，天皇突然出人意料地下旨投降。日本人从作为我们的太上皇一下子变成了模范战俘，他们尽心竭力地打扫城市，认真刻苦地对待自己应做的工作和身分的改变。接着他们在我们眼前完全消失。我从书报上得知，他们重建日本历尽艰辛。

　　60年代，品质优良的日本电子消费品流入新加坡。到70年代，日本人又生龙活虎起来。他们擅长生产纺织品、石油化学制品、电子产品、电视机、录音机和照相机，加上现代化的管理和销售方法，他们摇身变成了别国不易应付的工业强国。随着国力日益增强，日本人在鞠躬时腰也没那么弯了。

　　这个国家从不道歉对我和我这一代人来说，日本人给我们留下的最强烈、最深刻的印象，是占领时期的恐怖。这些记忆是磨灭不了的。从此以后，我在更广的社交范围内认识了许多日本人，包括部长、外交官、商人、总编辑、作家和学者，有几位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丰富，通情达理。跟年轻的时候相比，我现在对他们了解得更多了。日本占领时期的痛苦使人产生恐惧和仇恨。战后我在书报上看到他们吃不饱和受苦受难，城市被炸平和烧毁，不由得幸灾乐祸。

　　这种感觉在看到他们坚忍不拔，有条不紊地着手从战后的废墟中重建家园后，不由得转化为尊重和敬佩。他们巧妙地避开了麦克阿瑟军事占领时期的政策目标，把许多使日本变得强大的特点保留下来。有一些人因战时犯下的罪行而被送上绞刑台，多数人却改头换面，有些还以民主政界人物的姿态出现，赢得了选举，当上了部长。其他的人继续成为勤奋的爱国官僚，致力于把日本重建成一个和平的非军事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却从不悔悟，从不道歉。

　　战后我第一次跟日本人交涉，同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的一次冷血大屠杀事件有关。1962年2月，新加坡东部的实乞纳地区进行土方工程，工人无意间发现埋在一个大墓坑里的骸骨。挖掘出来的墓坑约有40个之多。这勾起了人们对20年前“检证”行动的全部回忆。在日军占领新加坡的头两个星期里，日本宪兵队抓了5万到10万名年轻华族男子，并杀害了他们。骸骨无意间出土之后，必须让人们看到我在跟日本政府交涉这件事。我也希望看看复兴的日本。1962年5月，我第一次访问还没完全从战争的蹂躏中复原的日本。

　　日本外交部安排我们住在帝国酒店。这座建筑物是由美国建筑师赖特设计的，后来拆除了。它是一座雅致、宽敞的低矮建筑物，看起来像西式建筑，却又很有日本风格。我从套房内约略看到了旧东京的景致，可以想像那准是一座曾经很迷人的城市。熙熙攘攘的新东京清楚地显示了经济正在复苏，但是却杂乱无章。它是从废墟中仓促赶建起来的。美国B29型轰炸机曾经投下燃烧弹，对它进行地毯式的轰炸，引发了严重的火灾，把整座城市给摧毁了。日本为紧急和杂乱的重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道路系统很差，街道都很狭窄，没有形成网络，而且出现了交通堵塞的现象。随着汽车的普及，情况将会更严重。一个有着强烈的审美观的民族，却重建出一座没有吸引力的城市。他们错过了兴建一个有效率和雅致的首都的机会，他们原本是有能力这么做的。

　　高尚的高尔夫球运动显然风靡全国。外交部长小圾善太郎带我到他的“三百俱乐部”去打高尔夫球。这是日本最昂贵的俱乐部之一，只有300名会员，他们都是政界和商界的精英。高级主管们使用的都是从美国进口的昂贵的高尔夫球和球杯。虽然日本人当时已开始尝试制造球杆，但是还很差劲，挥杆时既无力道又没有感觉。我错误地以为他们的技术和模仿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20年后，日本制造的好些高尔夫球杆却是全世界最好和最贵的。

　　解决“血债”问题我惟一的重要公事，是和首相池田勇人讨论他们的“血债”，要求日本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所犯下的暴行做出赔偿。他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表达了“诚恳的遗憾”（不是道歉）。他说，日本人民要“为所做的错事向死者的灵魂”做出补偿，但是，希望这些事情不致妨碍日新两国人民增进双方的友好关系。赔偿问题就这样搁置下来了。他们不想开先例，以免其他受害国也纷纷提出赔偿要求。池田和他的官员表现得极其友善，他们也急切地想解决这一课题，免得勾起过去的仇怨。我们终于在独立后解决了血债问题。1966年10月，双方商达的数目是5000万元，一半是赠款，一半是贷款。我期望同日本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吸引工业家到新加坡来投资。

　　虽然1967年4月，我再到东京是进行非正式的访问，佐藤荣作首相仍然会见了我。他从资料中得知我没有迫使他们进行赔偿，感谢我解决了“骸骨”问题。我邀请他到新加坡访问，他答应了。同年9月，他在夫人的陪同下前来，成为战后第一位访问新加坡的日本首相。佐藤在不微笑时，神色严肃而凝重，但笑起来的时候会开怀大笑。他的样子像日本武士，身材中等，体格结实，有着坚定的表情和姿态。

　　有一次午餐时，芝问他是否真的是武士的后代，他自豪地回答说是，并补充说他的妻子也一样。他讲话声音低沉，不多费唇舌。他的外长三木武夫每说三句话，他只说上一句，而且是更加有力的一句。他在战后的日本领袖当中，享有第一个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的领袖的荣誉。我跟佐藤在一起时彼此都感到很自在。经过前些日子在东晾的会面，他知道我并不反日，而是要跟日本合作，使新加坡工业化。他在演说中提到日本占领时期的推一的一句话是，“亚洲历史上，有些时候我们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件”，真是轻描淡写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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