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21)_李光耀

一二一

　　从1993年至1997年，克林顿对中国的政策出现剧变。这是1996年3月台湾海峡危机引发的后果。中国当时在台湾海峡举行导弹演习，美国随即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到台湾东部水域作为回应。两岸的对峙局面迫使中美重新检讨双方的立场，两国关系在双方的高层防务官员经过几轮深人密谈后，才稳定下来。江泽民主席1997年10月到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取得了成果。

　　克林顿总统1998年6月到北京回访，对江主席同意回应华盛顿的做法，允许记者会现场转播，大感意外。在结束对华访问后途经香港时，克林顿形容江泽民主席“是个才智非凡、活力充沛的人。他所具备的，是对历史的这一刻极其重要的素质：他有丰富的想像力，又深具远见，能勾画出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未来”。

　　可是不过短短几个月内，中美关系又再急转直下。负责调查核导弹秘密失窃事件的美国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发表了考克斯报告书，指中国进行谍报活动。考克斯报告书内容泄漏，在美国国会掀起强烈的反华情绪，致使克林顿无法在1999年4月中国总理朱镕基到华盛顿访问时，抓紧时机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达成协议。不到两个星期后，美国在5月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犯下了悲剧性的错误。中美关系跌人谷底。一边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另一边是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强的国家，双方的关系发展犹如过山车般险象环生，叫亚洲所有国家忐忑不安。

　　中美关系在1999年11月两国达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时有了转机。中国人世将使它在世贸的条例框架下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大为加强。这将形成互惠互利的关系。

　　美国政府偶尔也会很难缠，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个任期（1993年到1996年）就是一个例子。迈克菲事件发生后，新加坡突然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跟随美国开出的自由秘方去建立一个民主发达的国家。但是，1997年7月金融危机爆发后，新美关系再度升温。美国发现我们是个有用的对话者。新加坡是本区域推一能够承受大量资金流出的国家。新加坡的法治和健全的银行条例，加上严格的监管，是它经得起大量资金流出本区域的冲击的原因。1997年11月在温哥华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会议上，克林顿总统接受了吴作栋总理的建议，答应为受影响的国家和七大工业国召开一个特别会议，讨论经济危机，协助受影响的国家重新整顿银行体系，恢复投资者的信心。1998年4月，会议终于在华盛财行，有22国的财政部长出席了会议。

　　随着印尼局势恶化，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的主要官员同我们的官员进行了密切的协商，设法制止印尼盾崩溃。克林顿总统在M年1月派遣副财长萨默斯前往会见苏哈托总统之前，曾给吴总理打过电话。

　　3月，克林顿委派前副总统蒙代尔为他的特使，向苏哈托解释局势的严重性。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因为苏哈托不曾明白在他开放印尼的资本账户，允许印尼公司向外国银行借贷大约800亿美元的款项之后，印尼变得有多脆弱。

　　不受约束的经济体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深重之际，新加坡反而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放宽管制。我们这么做纯粹因为自己确信这是正确的做法，而这么做却恰好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提出的发展自由金融市场的因应之道不谋而合。美国人赞扬我们是个不受约束的自由经济体。

　　话虽如此，新美关系仍然会有起落，我们不可能总是遵循美国的那套方程式来发展行事。新加坡是个人口稠密的弹丸小岛，它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区域内，我们不可能以治理美国的那套方法来治理岛国。说到底，新美有再多的分歧吧，美国留在亚洲，仍对保障本区域的安全稳定和推动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相形之下，新美之间的微小分歧其实是不足挂齿的。美国开放了国内市场，使我们能够把商品出口到美国，加速了经济增长。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胜利了，我们全都会沦为东洋奴隶。若是当年美国不插手第二次世界大战，继续由英国坐镇亚洲，新加坡和这个区域的工业化发展恐怕无法如此顺利地展开。英国向来不愿意让各个殖民地实行工业化。

　　美国人慷慨豁达的精神源自乐观进取的天性，他们总是乐善好施。可惜这种精神到了80年代末期逐渐淡化。美国面临日益庞大的贸易和预算赤字，为了扭转贸易和预算逆差，因而要求日本和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开放市场，调高币值，进口更多美国货，并且支付知识产权费。

　　自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人变得固执狂热，崇信教条。他们一味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输出民主和人权，就偏偏避开有损自己利益的地方，例如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拉伯半岛。不过，就算歧见再多，摩擦再大，东亚国家还是宁可让美国继续留在本区域，为维持区域势力的均衡扮演主要的角色。

　　我在60年代对于同美国人直接接触有所保留，原因是他们财大气粗，总以为有钱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美国官员大多轻率莽撞又经验不足，我却渐渐发现跟他们合作并不如想像中那么难搞。我无须通译也能理解他们的观点，他们同样能明白我的心意。当年要是我只以华语或马来语发表演说，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邦迪就不可能阅读这些演说的内容，也就不可能安排我在1967年10月同约翰逊总统会面。值得庆幸的是，我同多数美国总统和他们的主要助手，特别是国务卿，都能融洽相处，好几位甚至在卸任之后还维系着彼此之间的交情。我们为共同的目标彼此合作，学习相互信任，成了好朋友。

　　然而美国的政治过程往往让它的朋友深感不安。短短25年内两度发生总统遭弹劾事件，先是1974年的尼克松，然后是1999年的克林顿。所幸这两次的弹劾都不曾对整个国家造成太大的冲击。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华盛顿政策随主要人事变动而朝今夕改的现象。决策方向捉摸不定，国际关系也因此变幻难测。华盛顿一些友善的外交官总会说，新面孔能引进新观念新点子，能充任“冲涤机制”，避免统治精英死守政权、食古不化。我却认为也惟有像美国这么一个富有又安如磐石的大国，才经得起这种制度的多番折腾。

　　美国的政治过程尽管多么开放透明，地球那一端如果发生附么危机，谁也说不上美国会有什么反应。换做我是波斯尼亚人或者科索沃人，也一定不相信美国人当真会插手巴尔干的战事。他们却真的干预了，不在于维护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而是为了捍卫人权，为了终止一个主权政府对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违反人权的罪行。只是这种政策能维持多久呢？它能放诸四海而指准吗？在非洲的卢旺达，这一套根本行不通。美国朋友一再提醒我，他们的外交政策考虑的其实并不是战略性的国家利益，而是美国媒体所关注的焦点。纵有再多的失误缺陷，美国还是成功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

　　美国的工业表现在七八十年代不如日本和德国，却在90年代以叫人意外的活力回弹。美国公司在电脑和资讯科技方面领导世界潮流。它们充分利用数码革命把公司、企业打碎了再重组，把生产力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同时成功抑制通胀率，增加利润，在竞争力方面领先欧洲和日本。人才平台是他们的强处，大专院校、智囊团、科研中心和跨国公司，都是培育人才的温床，而且有能力吸引中国、印度以及世界各地出类拔萃的才俊，在硅谷等新兴高增值领域服务。没有一个欧洲或亚洲国家，能像美国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就吸引和网罗了大批的海外人才。美国就像拥有磁铁似的，把全球各个角落的顶尖人才全吸引到美洲大陆去。这是美国的一个重要优势。

　　欧洲人花了好些时间才肯承认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特别是美国那套重视权益资本回报率的企业文化的价值。美国的执行人员坚持不懈地加强生产力和竞争力，为的是提高股陈的投资价值。这种论功行赏制度的代价，就是导致美国社会的分裂现象比欧洲和日本社会严重得多。欧日社会没有相当于美国社会的低下层阶级。欧洲企业文化重视的是社会团结与和谐，德国公司甚至委派工会代表进入管理局，这样做的代价却是资本回报率和股东投资价值偏低。日本人实行的是终身雇佣的制度，非常强调雇主和雇员彼此的忠诚。这样做的缺点是冗员过多，失去了竞争优势。

　　到了90年代，许多欧洲公司开始在纽约股市挂牌，这么一来，他们就不得不着眼于每一季的回报和股东投资价值。欧洲人接受了美国企业管理的标准，这等于欧洲对美国的表扬。

　　只要世界继续以经济为主导，只要美国还能继续在创新科技领域中保住领先的地位，那么欧盟也好，日本或中国也罢，相信谁也取代不了美国当今所拥有的超凡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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