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02)_李光耀

一〇二

　　德斯坦的总理雅克·希拉克感兴趣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套东西。他没有从哲学的角度跟我讨论亚洲的时局，却想知道法新两国之间还能做些什么。我尝试使他不只对新加坡，也对本地区产生兴趣，以新加坡作为通往本区域的基地。等到我说服法国政府和他们的企业家同意东南亚是一个有潜力的投资地区时，已经又过了十年，法国已经换了另一个总统和好几个总理。

　　§巴尔很有同情心

　　1976年8月，雷蒙·巴尔接过希拉克总理的棒子。巴尔身材中等，体形圆胖，当过经济学教授，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聆听者。他赞成法国公司在海外从事联营项目和投资。他支持我提出的建议：把新加坡发展成科技服务中心。他还说法国可以在区域销售和服务方面同新加坡合作。他建议法新两国就贸易、投资、技术援助和文化交流几方面，签署为时五年有具体目标的双边合作协议。他处理问题的手法实际又有系统，重视成果。可是实施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法国的工业家们还没做好准备。

　　我跟法国全国雇主联合会的一些工业家谈过话。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讨论后，他们的发言人告诉报界，投资者知道新加坡有投资良机，但是许多商家似乎不愿意向这个市场进军，因为“它太遥远，又是一个讲英语的地方”。发言人还说法国不可能无所不在，因为它正集中精力进军非洲。法国的注意力当时确实全投在非洲的法语地区。即使在亚洲，越南对他们也比较有吸引力。他们以为越南仍旧以法语沟通，依然倾向法国。一直到8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派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和戴高乐主义派的希拉克总理双双认为非洲的发展时机不比亚洲成熟，我的努力才有了收获。

　　1981年7月，我前往伦敦参加查尔斯太子的婚礼，途中在巴黎停留，希望能够同刚当选总统的密特朗见面。然而法国外交部执意不肯，他们不赞成过境访问，结果说是总统抽不出时间，不过既然他也会参加婚礼，就会在伦敦的法国大使住所跟我见面。为免回绝得太不客气，总理皮埃尔。莫鲁瓦招待我共进午餐。

　　离开巴黎的时候，法国先遣警卫在繁忙的交通中，把我从下榻的酒店迅速护送到戴高乐机场。那是一个美丽的夏日。绿树成阴的高速公路和爬满匍匐植物的路堤，构成一幅美得叫人惊叹的图画。戴高乐机场的设计精致又富有现代气息。接着，我来到伦敦希思罗机场，眼前是一片杂乱无章的景象。离开飞机到贵宾休息厅，车子经过一条条错综的车道。过后，我们驶上邋遢的大街前往奈茨布里奇酒店，沿途所见交通岛和路旁的草地未经修剪，杂草丛生。巴黎和伦敦的对比可说是相去天渊。

　　我的思绪回到1948年6月同之首次到巴黎。当时的巴黎是个邋遢破旧的后占领时期城市，跟同样受炮弹摧残，但还算干净整洁的伦敦比较起来，像个穷亲戚。当时的伦敦人充满自信，为他们曾经勇于挑战纳粹分子，拯救人类免受暴权蹂躏而感到自豪。我也记得1958年5月的巴黎骚乱，就发生在戴高乐东山再起，重掌总统大权组织第五共和国之前。通过他的文化部长马尔罗，戴高乐把巴黎街头巷尾清理干净，刮除建筑物上的污渍，建立一个灯火通明的城市。他们重建法国人的尊严，注人了新希望。伦敦则继续混沌度日，英国经济步履蹒跚，每每刚克服一个危机站起来，立即又陷入另一个危机。我相信革命改革具有一些缓慢渐进的英国宪制演化所缺乏的好处。英国人开会开了无数次，讨论在伦敦周围，包括在斯坦斯特德和盖特威克兴建新机场，但是都没有下文，因为地方上的利益团体不顾国家的发展，坚持保住自家范围内的设施，阻碍了策划机关执行任务。即使在撒切尔夫人下台后，希思罗机场仍然像尊古老的纪念碑保留下来，诉说着这座城市是那么地缺乏胆识和冲劲。

　　在我见过的法国领袖当中，估量政治趋势和性质不同的各个社会，最有洞察力的要算是密特朗总统。他谈论了苏联部队侵略性干预阿富汗所构成的威胁，承认苏联在越南和中东，尤其在叙利亚，有过成功的经验，但是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已经下降。他们送出的军火很多，朋友却没有几个。密特朗深信西方国家只要团结，就有能耐恢复均势。

　　在密特朗出任总统头两年，莫鲁瓦担任总理期间，密特朗沿袭一贯的社会主义政策——调低利率、提高贷款额以解决失业问题，同时把好些主要工业和银行收归国有。法国经济因此陷人困境。虽然年届古稀，但是密特朗在思想意识上并不是故步自封的人。他把总理换了，推行比较常规的经济政策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使法国经济重新步上虽不惊人但总算平稳的增长道路。在14年的总统生涯中，他的成就之一是教育法国社会党掌握治国之道。

　　§密特朗纵论天下事

　　1986年9月，密特朗乘坐的协和专机在樟宜机场加油时，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进行另一次较有实质内容的讨论。在礼节上我不需要同他见面，但我觉得他是一个态度认真的人。密特朗纵论天下事。他凭着莫大的洞悉力指出，以苏联帝国的处境，只要发生一起意外，就足以导致中欧从苏联分裂出来，苏联的控制权是以有利于它的势力均衡局面为基础的。然而历史显示，这个平衡点一定会移动，苏联的意识形态势力已开始转弱。第三代共产党人相信他们能从西方国家的经验中受惠，造成苏联的制度0出现弱点。

　　密特朗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即欧洲若能同声同气，它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必会大得多。他的宏愿是建立一个拥有顶尖科技实力的3.2亿人口的欧洲。他相信英语和法语可以平分秋色地成为欧洲的共同语言，不过统一过程要慢慢来。如果关系到存亡，欧洲肯定会全面团结。但是另一方面，欧洲永远都会抗拒美国文化和文明铺天盖地的入侵。为了保留独有的欧洲特色，它会反抗到底。挟着快餐、流行音乐和电影而来的美国化浪潮，正在侵袭欧洲的基本生活方式。

　　他问起柬埔寨的局势，说那里好像陷入了僵局。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因为当时已有理由感到乐观。北越势力在西贡落入其手中时达到巅峰，之后在本区域已受到遏制。从那时候起，越南侵占柬埔寨的行为，以及它本身的极度贫困，已经摧毁了它一向描绘的理想。就如我向密特朗透露的，有亲戚从美国或法国寄来食物包裹，就足以叫当地人开心不已。密特朗对越南的生活水平低得这么吓人，感到很惊讶。我说，越南人跟中国打仗犯了战略大忌。由于越南占着柬埔寨不放，它就得放弃经济增长，眼巴巴看着东盟国家个个突飞猛进。越南已经比东盟落后一代人，等他们找到办法放下柬埔寨这个包袱的时候，就会落后两代人了。

　　我在1990年5月进行官方访问时，再次见到密特朗。他走出爱丽谢宫到台阶上来迎接我。新加坡驻法国大使也留意到他所给予的礼遇。密特朗再度对“勇敢、想像力丰富和足智多谋”的越南人无法成功，表示意外。我补充说，越南人知道自己有本事，也看得到泰国人不如他们勤劳和具有组织能力，泰国却比他们成功。密特朗又回到苏联帝国瓦解的课题，并以超乎一般的预知能力预测“各种各样久经压抑的民族主义势力”将重新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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