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01)_李光耀

一〇一

　　※25、在欧盟留下足迹

　　英国想加入欧共体，是为了摆脱经济增长缓慢而一再带来的问题。因为相比之下，欧共体成员如德国、法国、比荷卢经济联盟国，甚至是意大利，增长步伐都比英国快，显然较大规模的市场刺激了它们的增长。我希望同这个新欧洲建立关系，以防英国日后成功加入时，新加坡被拒于门外。

　　英国人在五六十年代对欧洲所采取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欧洲人的看法：欧洲的民情似乎有所不同，又有点古怪，不如一个国家那么团结，又不像英国那么重视宪制。法国人动辄搞暴动、闹革命或推翻宪制；德国人习惯用武力解决纠纷。然而当1962年哈罗德·麦克米伦以英国首相的身分，尝试让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共体，现为欧洲联盟）而被拒绝时，我就认为这类申请迟早会成功，有可能在再次或三度尝试之后。英国在1968年宣布撤离苏伊士运河以东，哈罗德。威尔逊首相向夏尔。戴高乐总统表明有意加入欧共体。这次尝试又失败了，但却显出欧洲对英国已变得多么重要。

　　英国想加入欧共体，是为了摆脱经济增长缓慢而一再带来的问题。因为相比之下，欧共体成员如德国、法国、比荷卢经济联盟国，甚至是意大利，增长速度都比英国快，显然较大规模的市场刺激了它们的增长。我希望同这个新欧洲建立关系，以防英国日后成功加入时，新加坡被拒于门外。

　　同大部分官僚组织一样，高层发表的原则声明不保证一切就会顺利。我在70年代因为新加坡出口货物遇上问题而见识了“欧洲堡垒”的保护主义政策。1977年10月，我到布鲁塞尔会见欧共体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从60年代詹金斯担任英国财政部长时期开始，我就一直跟他保持联系。早些时候我写信告诉他，委员会把普惠制条例（即普遍特惠制，让发展中国家享有受限制的免税人口优待）加诸新加坡，给新加坡出口电子计算机。雨伞、投影机和三合板带来困难，近期连出口新鲜的胡姬花也遭荷兰和意大利的花农反对。我补充说，纺织品和雨伞有问题早在我意料之中，但是电子计算机和新鲜的胡姬花却不然。詹金斯同情我们的处境，答应调查这件事，但是就雨伞而言，他无能为力——好像是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选区也生产雨伞。

　　我和其他委员讨论如何停止制造那些欧共体国家因为失业率居高不下而视为敏感物件的产品，结果发现，要列出这样的单子简直没完没了，看了令人沮丧。任何一个有能力影响布鲁塞尔的成员国，尽管所受打击程度很小，却都会动辄要求布鲁塞尔给予保护，而且有求必应。然而欧共体还不肯承认它是所有贸易集团中保护主义最强的一个。我以飞利浦和西门子两家最出名的欧洲跨国公司的经验为例，它们要把在新加坡生产的电子产品出口到欧洲，结果比出口到美国或亚洲国家还困难。

　　我提出两件事情：第一、不该时机尚未成熟时就让新加坡“毕业”，以致我们无法继续享受普惠制的优惠；第二、有选择性的防护措施阻止人口，不见得能够有效地解决欧共体的问题。我尝试说服詹金斯：作为欧共体委员会的主席，他应该通过签署经济合作协议，使前途无量的欧共体一东盟关系正式建立起来。如果他能到东盟国家访问，将显示出委员会对这个目标的认可。他反而派来了负责工业关系的委员达维尼翁子爵，因为他不喜欢到东方来，认为这里没什么前景可言。

　　在德国外交部长汉斯一迪特里希·根舍的协助下，东盟终于在1980年同欧共体签下一纸协议，双方成立了一个联合合作委员会来促进和检讨各种合作性活动。然而同这个多成员国组织打交道，东盟国家面对的保护主义问题，还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欧共体的农产品津贴和关税不利于棕油出口；它给橡胶产品定下的卫生和安全条规，以及以保护生态为名定下的条例，还有其他形式的劳工和环保标准，简直把东盟的出口牢牢钉死。至于新加坡，欧共体在1986年检讨普惠制优惠措施时，给新加坡出口的滚珠轴承规定了限额。

　　欧洲跨国公司不比美国或日本跨国公司灵活有干劲，因此错失进行环球综合性生产的机会，即在不同国家制造产品的不同部件。80年代的情况如此，到了90年代大致上还是如此。

　　法国是驱动欧共体的灵魂。为了同它建立关系，我安排在1969年5月会见慕名已久的伟大领袖戴高乐总统。刚要启程，却发生法国学生走上街头示威的事件，他们要求宪制改革和增加大学学额，事实上是对戴高乐掌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访问被迫改期。戴高乐提出全民表决的动议，结果落败而退出政坛。我始终没有机会见到这位不苟言笑，做事从不妥协的高大汉子。是他让法国人重获自尊和国家的尊严。他的自传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我读的是英文译本。

　　蓬皮杜友善乐天见不着戴高乐却让我见到了他的继承人乔治。蓬皮杜。那是1970年9月的事。蓬皮杜为人友善乐天，乐于同来自远方一个叫做新加坡的陌生地方的访客交流。他强调，法国不单是在时装、香水和葡萄佳酿方面领潮流之先，在70年代，他要世人一提起法国，就想到优质的法国化学产品、高科技机械、工程项目和飞机。他爱好哲学，花了20分钟跟我谈论亚洲人对黄金的看法。黄金如果失去支撑币值的功能，跟其他商品无异，人们还会把它当做贵重的宝贝吗？我非常肯定地回答说会。

　　几千年来，华人经历了历史上无数干旱、洪灾、战争和其他灾难所带来的蹂躏和饥荒，他们了解黄金的价值——坚不可摧、亘古不变，又有偿还债务的代用价值。日本占领新加坡三年半，再次提醒人们重视黄金的价值，人们记忆犹新。我告诉他，即使出现超通货膨胀，一两（比一安士稍多）黄金照样能养活一家人一个月，还能同时购买药物和其他必需品。我讲述的这些情景似乎肯定了他个人的看法。我说，这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他的通译员——一个逃亡到法国的俄罗斯人安德罗尼科夫把这话译成“prt”（原始）。我提出抗议：“不是，是po，回到最原始的时期。”通译员冷冷地看着我说：“没错，在法文里oa就是ptf.”我觉得自己活该受责。

　　德斯坦在5月当选总统，继承蓬皮杜的位子。我当时在巴黎进行私人访问，他却在当选后几天就接待我。我们在爱丽谢宫畅谈了一个多小时。德斯坦总统和蓬皮杜不同，蓬皮杜通晓英语但是坚持用法语同我交谈，德斯坦却决定说英语。德斯坦很高，有一张贵族般的长形脸庞，光秃的脑袋高高凸起。他的英语带有浓浓的法国口音，用词可说是字斟句酌。

　　他看待问题的方式很法国化——理智、有逻辑、有系统：为什么惟独新加坡发展起来，其他国家缺了什么？我只能告诉他我认为造成这种局面有三大原因：第一、稳定和凝聚力强的社会；第二、强调成就的文化推动力和勤俭刻苦的人民，怀着未雨绸缎和造福下一代的心理，人民积蓄多，无时无刻不在为将来进行投资；第三、对教育和知识的高度崇尚。他不认为那是完整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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